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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春草园-第34部分

小说: 春草园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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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老师,别提这些吧,”陈灿英以为仇老师是不满意某些同学的背后议论,“你不是说今天还要讨论诗社的事吗?”

  “你让前面那些同学等一等吧,”仇道民对诗社的事已经考虑好了,他现在认为,由团支部牵头,诗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办,形势毕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觉脱口赞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多么的好!”

  大自然对生命具有强大的启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谈起了诗与自然,诗与社会,诗与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关系。

  “曾明武——你们别太走快了,”陈灿英跑着去招呼走在前边的同学,“等一等大家吧,还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谈的却是另外的话题。他们刚才在一户农家讨茶喝,有个聋老头把曾明武当成去动员他入社的干部,他一脸不高兴,口里骂骂咧咧地:“查,查,就剩个裤裆没查过,把什么都查到社里去了!”这便引发了同学们关于合作化办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的争论:

  “我们那里也有人对合作化不满,说土地刚回老家,屁股没落板凳又让人拉去合作了,媳妇进门就闹离婚,这媒婆光会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干部喊出来的,农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愿。我们那里有个死顽固,他日夜把土地证揣在怀里,干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证,阴阳怪气的问:‘这上面的名字没弄错吧?土地是我的,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心忧呢,快别白操这份心了!’干部们没办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庄稼没有水,他只得去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灌溉,坚持了一个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干部说:‘我用土地证跟你换担水桶吧,这回我是心甘情愿了!’不识时务的人还多呢!”

  “搞社会主义不强迫也不行,去年我们那里粮食减产,干部们为评模范,认多了统购任务,结果弄得好些人没饭吃,余粮户又不肯交出余粮来,干部们去搜也搜不出,你们说粮食藏哪里去了?有的把竹节捅开,把米装进去,拿它搁在牛圈顶上,谁能料到?有的干脆把粮食藏到屋后的岩洞里去了,他们自己不说,鬼也猜想不到,搞社会主义不搞强迫还怎么行?”

  “搞强迫叫社会主义,你这才叫怪话!”

  “这就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众的觉悟。”

  “陈灿英叫你别走快了呢——企图一个早晨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不可能的,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做梦。”

  “胖子来了!”有同学望着陈灿英手上搂着衣服,满头大汗地跑着追上来,胸脯一颠一颠,“你们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 ”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么,无聊!”

  “同学们刚才是谈农业合作化,”曾明武说,“诗社的事回学校去说不行?”

  仇老师与其他同学也走了过来,彭石贤建议:“我看还是去青草坪好,从围墙的小门进去就行。”

  大家都赞成。于是有同学抢先跑过去爬围墙,从里面开了围墙门。这小门不常开,蒿草荆条长得与人一般高了。同学们好不容易拔开一条路,在一块开阔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几个好玩爱闹的同学连翻几个筋斗,说这里简直是个洞天福地。

  陈灿英首先说了学校团委要求学生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的意图,还说这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彭石贤不善于长篇大论,他原先办诗社要说的话现在却没有了。

  仇道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诗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又因为他提出诗社负责人应该自由选举,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让让,结果大家一哄便通过曾明武担任诗社社长,陈灿英与彭石贤担任编辑。

  在讨论给诗社定名的时候却出现了争论:

  “据我看,青年诗社,时代诗社这类名字太常见,太俗套,给人一种顺手捎来的感觉,不如叫学子诗社,学子,历来就包含着敢担道义的意思。”

  “过去叫学子,现在不就是叫学生?何必来个古腔古板?要担道义就叫正义社或真理社。”

  “你还打算出份真理报?那不如出人民日报,就叫新华社好了——社名应该含蓄一点,讲点文采,我看可以叫先忧社,取‘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话的含义,忧国忧民是诗人的天职。”

  “更不行,现在你忧什么国,忧什么民?让人说闲话。”

  “怕什么闲话!怕闲话还写什么诗?我们讲爱国爱人民,难道这‘爱’就不包含忧国忧民的意思?”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就是叫匹夫社别人又能怎么说!”

  “谁能把你怎么样?即使叫农业社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可是,这不是给诗社扫兴么?我看还是叫它双百社吧,这样才符合当前的形势。”

  “那叫它歌功社或者颂德社会更符合形势。。。”

  “都别争了。”仇道民见同学们越说越远,便从中调和,“取社名就像给人取名字一样,不算第一位的事。我看重要的在于内容,关键是今后大家一致努力。当然,能有一个恰切而又新颖一点的社名自然更好——鲁迅有篇文章,写了个叫百草园的地方,那是他儿时眷恋不舍的一角自由天地,诗是童心不泯的感情世界,我们也可以把未来的诗社当作这样一片自由园地。你们看能不能借用百草园这名字?”

  “百草园——”彭石贤得到启示,“那何必借,我们叫这里作青草坪,就用青草坪诗社这名字,留个纪念不好么?”

  “好,这用意不错,”但仇道民改了两个字,“那就取名春草园诗社好了,有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草是极富生命力的。”

  经仇老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折衷。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仇老师即兴所说,并非诗社人员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彭石贤当时就想,真要取这句诗的含意,这个“园”就应该是另外的一个“原”字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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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诗社办起来了。但仇道民欢呼诗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恐怕过分乐观,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并不一定同步。诗苑繁荣所必需的条件是真正的自由与*。

  春草园诗社遇着了一种假象。官方大吹大擂要造成一个自由*、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们。

  春草园诗社原定十天油印一张诗选,后来加速到了一星期一张。曾明武不管诗社的事,但有时也凑个热闹,写几句被彭石贤讥诮为“明白如话”的诗,像“社会主义是天堂,一穷二白不能上”,其实,这诗也未见得如话一样明白。彭石贤这个编辑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忙着与诗社人员谈诗,改诗,他不惜把好些功课弃之脑后,俨然“我是诗国的公民,将生命奉献于诗神,我要向苍穹呼号,让万籁在沉睡中苏醒。”他称这个同学的诗“如清泉流经石上,磊落鲜明”,又指那个同学的诗“如春雷隆隆远逝,余韵不尽”因顾忌到诗社编辑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他对陈灿英的诗很少评论,只偶尔在背后以“矫揉造作”冠之。陈灿英对这个从旁人口里传来的贬损也还以“狂妄自大”四个字。

  但奇怪的是,彭石贤与陈灿英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恶化,相反,时间稍长,两人的相处还渐趋融洽,在诗社的编辑工作中能够配合默契,这是因为,诗社成员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虽然,诗社成立之初是借团支部的名义行事,但团支部除传达了上头的‘双百’精神而外,在这段时间里并无任何具体指示,诗社毕竟是个自发组织,谁想发号施令,也无人想听,陈灿英只能取商量的态度与彭石贤说话。而她对诗歌的爱好,为诗社办事的热情,彭石贤也不能不承认。他还在心里佩服陈灿英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她那比自己要强得多的口才。在这两个人中间,李超兰有时居然可以仲裁是非:“诗是可以各有所爱的,要不,如何谈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她的话是针对彭石贤坚决不同意发表一首《欢呼总路线》的诗说的。因为诗中讲公私合营好,而他母亲却在私下里向儿子诉了不少公私合营的苦。对李超兰的意见,陈灿英表示支持。也许真是自己固执己见吧,于是,彭石贤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最近,陈灿英的心态变化确实很大,有一次,李超兰送给彭石贤一篇诗稿,没有署名,只问彭石贤同不同意刊登。彭石贤看过诗后,连声说这诗写的真好,并肯定这诗是李超兰写的:“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不署上名字?”李超兰笑着说:“你能认出我的字迹来,不过,这诗只是我代别人抄写的。你猜猜,这诗究竟是谁写的?”彭石贤不相信:“我绝对没错,肯定是你写的!”李超兰却仍然否定:“告诉你了,这不是我写的,你常吹嘘能够以诗论人,怎么这回猜不着了?”

  那首诗的题目叫《如果。。。》,彭石贤反复地琢磨,特别是其中的几句:

  如果我是一片云,

  就不会依恋山林,

  而要直追那席卷天际的长风;

  如果我是一重浪,

  就不会眷恋河床,

  而要奔向那波涛汹涌的海洋;

  如果我是位诗人,

  就不会浅唱低吟,

  而要引吭高歌那时代的新声!

  彭石贤想,这诗如果不是李超兰为激励他而写,那末,是谁抒发出了这样一种进取的激情?彭石贤一连猜了几个人,李超兰只是摇头,最后她才说诗的作者是陈灿英:“我看这首诗不能算是矫揉造作吧!”

  彭石贤以诗论人的失误让他很丧气,也让他迷惑不解:究竟是诗不可捉摸呢,还是人不可捉摸?

  看来,这次真是彭石贤未能深刻理解陈灿英。如果把描写漂亮女孩子的词用到陈灿英身上自然不会贴切,但是彭石贤用“圆的大集合”来形容她,那也只能说是漫画化的夸张。溜圆而稍凸的眼睛,肥厚而红润的宽嘴唇,自然失尽了女性的秀气,然而却显现出了她充沛的激情;额角敞亮,眉黛飞扬,更为她增添了几分智慧的光彩。陈灿英说话的神气很像她的父亲,她父亲身材肥胖结实,在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位出名的带头人,他创办高级社的事迹上了省里的报纸。还曾被学校请来做过报告。他站到讲台前,拍着胸膛宣称:“我听党的,群众听我的,明年余粮翻一番,人人碗里加个尖!”校长给他倒茶时,让他附带谈谈对学生毕业回乡的看法,他马上在台上喊应他女儿:“灿妹子,你爸跟你说,现在农村正需要有文化的人,读好了书一定得回乡下来搞社会主义,高级社会计的位子给你留着,你爸上学三个月,茅坑里蹲了九十天,这会儿又当社长又兼会计,干不下,农村里少了文化人呀!你们学生全靠农民养活,敢说回乡劳动不光荣?”

  陈灿英摒弃了父亲的鄙俗而继承了他的自信与机敏。她当然知道父亲让她回乡不是真话,只是趋赶政治形势而已。陈灿英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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