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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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餐厅里摆着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那可是个稀罕东西。平时晚上老师看，周末没有晚自习学生也可以看，为此我常常周末也不回家。
我喜欢中学的所有课程，尤其喜欢外语。当时中苏友好，学的是俄语。我们唱苏联歌曲，和苏联中学生写信交朋友。元旦晚会上，摆放着苏联小朋友寄来的漂亮的圣诞树。我是班上的俄语科代表，在晚会上我用俄语高声朗诵：
Χοροщийдень，好日子到了，
Эемланацветов。遍地花开。
Цветырастут，花儿在开放，
Намирастй。我们在成长。
但好日子不长，困难时期到了。
五．困难时期
五九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老师告诉我们，国家遭遇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吃饭要定量，我们那个年龄的标准是每月二十六斤。
我现在一天的主食吃不到半斤，二十六斤够两个月的了。可那年月缺油少肉，人就特能吃饭，个个像狼一样；二十六斤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够。
育才学校毕竟是革命后代多，能稍稍的享受一点照顾，就是三顿饭除了定量的馒头米饭以外，有随便喝的比较稠的粥。我们那时正值长身体，又是爱动爱闹的年龄，每天没到下课就饿得不行。老师给我们宣传“劳逸结合”，为的是减少热量摄取不足情况下的体能消耗；结果是广播操也不上了，足球也不踢了，吃完饭就挺着灌满粥的肚子回宿舍。
可放假回家就遇到了麻烦。外婆嫌我能吃，会占他们的便宜；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缸，把属于我的那份米倒进去，做饭时让我自己拿一个碗单独盛好米放好水，放在他们焖饭的锅的一边。我必须估计每天的米的用量，以保证细水长流，不至于断顿。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不太会做面食，于是拿定量中的白面和邻居换成米，所以我们老有米吃。
吃饭时还会单分出我的一份菜，在那个特殊时期，菜也是有限的资源，尽管没什么菜。
父母不反对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我无话可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像医院一样的特正规的校医室，开学后不久进行了一次体检，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在一个小护士面前，我满脸通红，把汗味十足肮脏不堪的内衣脱得只剩一件裤衩。一系列的检查后告诉我得了浮肿，要住院。
所谓浮肿就是用手指按压腿部时，会出现一个坑，要过一会儿才能恢复原状。
我和十几个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住在校医室的病房，享受了大概半个多月的特殊待遇；每天的饭菜里都有些蛋和肉，吃得特好，后来出院时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现在想起来，能上育才学校真是幸运；那个年代因营养不良造成浮肿的人太多了，而浮肿后能得到这样护理的人太少了。我无疑又是易于前者，难于后者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育才学校的那种平等意识。被检查出浮肿的学生基本是普通百姓的孩子，而主要是“革干子弟”的学校并没有忽略他们。我不知道先后有多少学生接受过这样的疗养，但我肯定，这是那个年代中所能做的最具有人性的事。
人人生来平等，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没有平等意识就意味着缺乏人性。
六．自信与梦想
几乎每个少年都有梦想，但没有自信也就没有梦。
我的自信都是老师给的。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轮到我值日到教师办公室送作业，教“自然常识”课的老师叫住我：
“常无敌，过来！我出个问题考考你！”
我走过去，紧张得不得了。
“你说说，现在雪化了，马路上为什么南北方向的路面比东西方向的先干呢？”
“因为刮北风。”我来不及细想，脱口而出。
“哎呀——”他大为惊讶，对周围的老师说：
“这孩子不得了，真聪明！”
我让老师夸得飘飘然。其实我根本不懂其中的科学道理，只是相当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我恰巧蒙对了。
但这句表扬的话，一生都刻在我的脑子里。
因为我不仅在学校是落后分子，五年级才加入的少先队，在家里，更是个令人讨厌的“没出息”的孩子。
我已经忘了那位老师姓什么，但记得他的自然课讲得特别好。他讲人生病时白血球如何跟细菌打仗，讲得活灵活现，眉飞色舞，我印象极深。多年以后，我小女儿发烧，我都学他那样讲白血球跟细菌打仗，哄她吃药吃饭，帮助白血球。
五七年反右，他从学校消失了，听别的老师说他成了右派，那时我六年级。
和在小学一样，我的作文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
有一个周末，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本《少年文学》跑来说：
“你看，这上面登着你的一首诗！”
我一看，还真是我在学校写的一首赞美大跃进的诗，署名就是北京育才学校常无敌。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卫星”放上了天，与嫦娥和吴刚如何如何的对话。我有些纳闷，是老师替我投的稿？怎么也没告诉我？我也不敢去问老师，但从此我在本大院的学生“圈子”里威望不小，有的干脆叫我“诗人”。
我开始有了当“诗人”的梦想。
不久我又迷上了无线电。
宣武区“少年之家”到我们学校招生，我报名参加了无线电小组。那时的课外活动分文不收，教练还非常的敬业。我们学习电路原理，看电路图，焊接电子管收音机，最复杂时做到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是当时的高级机型。
我又梦想当“无线电工程师”。
我的自信也让我吃了一回大亏。
我自认为已精通电器。有一天趁家里没人，我把床底下一台废弃的电炉拿了出来，把断了的电热丝接好，那时电炉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我把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小孩都叫过来看新鲜。接上电源，电炉在一片惊讶声中逐渐发红发热，我十分得意；也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电源线，没想到那种老式电源线由于常久放在潮湿的砖地上已经漏电，强大的电流一下子把我击倒，我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身体已完全失去控制，但头脑还十分清醒。
时间仿佛倒流，许多景象一幕幕在眼前掠过：南京的家，石榴树，奶奶的面容，学校，老师，要好的同学……
突然，一切停止。我下意识地从地上跳了起来，看看周围，又软软地倒下了。
我再睁开眼时，身边是闻讯赶回来的外婆和邻居中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孩。我才知道，在我触电的那一刻，别的孩子夺门而逃，是他临危不惧，上前拔掉了电源插头，救了我一命。
父母回家时，我面临的是爸爸的斥责和妈妈那厌烦的眼神；我不指望慰问，我知道又闯了祸。
大概是因为父母对人家什么表示也没有，我的“救命恩人”挨了他爸爸一顿打；为的是让他记住：以后不许多管闲事。
我从家里偷偷拿了一本画报送给他，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有专家研究过人濒死时的体验，据说在那时脑海里会再现所有的亲人。
我回忆，在那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一刻，有许多人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唯独没有我的父母。
是的，我肯定，没有他们。
七．愚蠢的错误
在育才学校住校不花钱，但每月要交七块五的伙食费。
每个月我可以从爸爸那里拿到伙食费和五毛钱左右的零花钱。有一个月拿了钱后去学校，我把要交的钱放在一个兜，零花钱放在另一个兜，路上免不了买点零食什么的；到学校才发现伙食费里短了五毛钱，零花钱也没剩几分，不知是花超了还是搞丢了。我不敢再向家里要，心想欠一个月的伙食费没关系，下个月再补兴许也发现不了。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钱买了我早想买的国际象棋和一些棋谱；因为我们班上流行国际象棋，我下决心在棋艺上压倒别人。
结果有一天，班主任让我到总务处去，我知道坏事了。
我没钱，学校叫来了家长。爸爸来了，补交了伙食费。
周末我忐忑不安地回家。爸爸让我交代钱是怎么花的，我一五一十地坦白，把买的东西给他们看。
让家里遭受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气坏了。
妈妈激动地说：
“你爸爸从学校回来，气得手都抖啊，说话时手都抖啊！你以为我们挣钱容易呀？”
爸爸不无感慨地说：
“你们总务的老师讲，他在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
我站在屋子一角，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态。
妈妈提高了声调：
“这孩子太坏了，撒谎骗家里的钱，还上什么学，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算了，这家里管不了他！”
这时，坐在桌旁批改作文的外公慢慢地说了一句：
“劳动教养可不是想送就能送的。”
“那什么样的能送？”妈妈说。
“是学校开除的才行。”
“他这么坏学校还不开除？”她转向爸爸：
“你去跟学校说去，这孩子家里没法管了，开除送劳动教养家里没意见！”
外公抬头看了妈妈一眼：
“行了！学校的事你们不懂。”
妈妈不说话了。
那的确是一次愚蠢的错误。
对我的惩罚是几个月不给零花钱。
八．生命的感悟
有一次挨了责骂，我蹲在院子里，心里生气又百无聊赖，用一把劈柴的刀在地上使劲地剁来剁去，外婆走过来一把将刀夺走，恶声恶气地说：
“干什么，想杀人呀！”
我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直发愣。
我们住在“教子胡同”时，因为那里是回民居住区，要遵守回民的习俗，不能吃猪肉，也不许随意杀生。如果家里要杀一只鸡，也必须请阿訇来做。阿訇是专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杀鸡之前要念简短的经文。我听不懂阿訇念什么，问外公，外公也说不清，说大概是道歉的意思。
在牛街的清真寺我还看过回民的开斋节仪式，开斋节上要杀一头牛，杀牛之前也要念经文，仪式很隆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平等意识缘于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对人，也包括对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不尊重生命会导致生命的毁灭，而这毁灭中没有胜利者。
《信息时报》佛山讯：
“一名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因长期对家庭状况不满心生恶念，佯装重病不能起卧，趁人不备，先用锄头将其后母砍死在一楼客厅，随后又上到二楼卧室，将熟睡中的父亲打死，并将作案工具锄头丢弃到屋旁鱼塘。”（200472）
有不少类似的杀亲案例见诸报道。
果必有因，因因而果。
不论外婆当时的话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这正应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话：
——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这不公正行为的人更不幸。
小时我在屋檐下捉到过一只麻雀，放进一个大纸盒里打算把它养起来。邻居大爷说：
“你养不活它，这小东西气性大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