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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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个字不差。
对于他来说，思想犹如吃饭一样简单，而且吃什么补什么。他的首要问题就是凭借嗅觉获得要吃的东西，而这只要有一只跟风的鼻子就够了。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他一下车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国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个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你爸爸说想活一百五十岁呢！”
“妈妈”说。
十分注重保养，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许多的父亲一脸的自信：
“这是‘参考’上登的，科学家说的，只要保养得好，人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祈望多寿固人之常情，看了报就给自己定指标的还真不多。
有一个笑话：五代时的王溥，别的已知足，惟独贪寿。找来瞽者算命，问寿命几何，瞽者说王能活到一百三四十岁。王十分高兴，又问：“这中间有什么疾病吗？”瞽者掐算说：“到一百二十岁时，春夏之交会闹点儿胃口，但没大事。”王对子女说：“听见了吗？记住到那年别给我吃凉的。”王溥因此被人讥为“寿痴”。
看来，说假话的人也爱听假话，欺人者更需要自欺。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四．感悟生命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
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一句时髦的“数字化”语言来解释就是：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春节之后的三月底，我的岳父不幸病逝。
他老人家得的是肺癌，从确诊到不治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岳父的子女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开车送他到医院检查，诊断；然后是转院，住院，陪床；到后来，那家医院又说床位紧，催着转院，这时别的医院已经不接收了。我们联系了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养老院，正打算第二天过去，就在那天的夜里，接到了病危的通知。
我们赶到医院，妻子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到了那里。岳父大声地喘息着，已说不出话。我不忍看这个场面，退到了楼道，等我再进入病房，岳父已深度昏迷；不久，医生宣布病人死亡。
妻子和她的妹妹在哭，我们几个男性亲属给他换上准备好的寿衣，然后推到了太平间。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肺癌扩散而能坚持半年之久，生命力可谓坚强；突然的雪溃山崩，又显示出生命的脆弱。
柳宗元诗道：
生死悠悠尔，
一气聚散之。
生命如气一样飘忽易散，这是悲观，抑或是达观？
我想起刚买车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接女儿下班回家。入四环主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从引导车道一下子就并到了主车道，而主车道后面不远就是一辆疾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刹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轰鸣声，挟着强烈的灯光和震动，排山倒海一样向我们压来；我正预备接受那致命的一撞时，那卡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真是生死一瞬。我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几分钟后，女儿才问了一句：“您怎么这么快就并线了？”
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看过一位探险家写的回忆录，说是在没有人烟的沙漠中，一只迷了路的小鸟扑到了他的怀里，已然奄奄一息；他切了一小块梨喂它，小鸟本能地啄了一口就死了。探险家郑重地安葬了它——这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任人类的小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