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这活儿--神圣背后的无奈和忧思[长篇连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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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校长和我一个村，家庭成分不太好——富农出生——我村没有地主，所以他家成分最高。对“地富反坏右”的概念，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可是，对上了45岁的人来说，应该知道在六、七十年代，“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如何地“夹着尾巴做人”。
那是一个“越穷越革命”的年代，是“贫下中农”真正扬眉吐气的时代，是三天两头召开批斗大会的时代，批斗谁？因为我村没有什么“反坏右”可批，也没有地主，所以郝校长他爹——郝富农，每次开批斗大会都要戴顶纸帽子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光低头认罪还不够，每天郝富农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们都要进行“劳动改造”——扫大街，所以，那时候，全村的大街小巷总是一尘不染 。
郝校长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扫大街，见人就低头哈腰，把“不得罪任何人”当成了最高的行为准则——哪敢得罪人哪，你每天给人陪笑脸，都有人找你麻烦。
作者题外话：········【尽管读书人自身处境贫寒，尽管这种处境我们自己无法改变，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传统却始终没有丢失过，仅此一点，国家应该还有希望。】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郝老爷的遗产
很小的时候，数学课本上经常见这一类应用题：恶霸地主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放租的时候用小斗，收租的时候用大斗，一个贫农借了刘文彩的粮食，你算算交租的时刘文彩剥削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
语文课本上也记得有一篇《半夜鸡叫》，说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点起床给他多干活，每天半夜都到鸡窝旁边学公鸡打鸣。
那时候就想，天下乌鸦一般黑，郝校长他爹他爷爷一定也不是啥好鸟。可是大了的时候，听老人们讲了个笑话，隐隐约约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说是趁郝老爷不在家，郝校长他奶奶一家子就偷偷包饺子吃，刚包完准备下锅，不知啥原因郝老爷回家了，这可吓坏了一家子。因为，别看他家粮食多，平时可是白面都舍不得吃。
还是郝校长他奶奶了解郝老爷，就把一碗绿豆倒在街门口，郝老爷看到满地的绿豆，没进门，就一边蹲下来拣绿豆一边骂：都是败家子，绿豆洒了一地也没人收拾。自然，屋里人就趁他拣绿豆的功夫，把包好的饺子藏了起来。
据说，很抠门的郝老爷对长工倒是不错，只要肯卖力气，给长工吃得比给家里人都好。郝老爷地多粮食多，分给贫下中农以后就气死了，他的遗产就是给儿子留下了一顶“富农”的帽子。
俺村“批”郝富农也不是真批，上头要求批，却实在没有批的对象，只好把他拉来充数，批斗完了，除了让他扫扫街，倒也没咋整他。
可就因为一顶“富农"；帽子，郝校长的童年就不是革命的童年了。
他们那一代，物质生活是贫乏一些，可“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学生们文化课倒是不太要紧，每天“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些革命活动，大多轮不到郝校长，于是郝校长就一门心思念书练字。
那时，村里不识字的人多，可大小字报要写，批判材料要写，宣传标语要写……人手不够，就让郝校长这个富农子第写，有时候批判他爹的稿子都是郝校长写好了，革命群众念。
过年的革命对联要写，谁家给亲戚回个信啊也得写，反正郝校长是随叫随到。
后来推荐上高中，革命群众都说这孩子不念书真是很可惜，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把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女送到了公社里办的高中（那时，居然乡乡普及高中教育）。
高中毕业回了村，就当了民办教师。没几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已经成了家的他一考就考上了地区办的“师专”。
尽管家庭出身不好，应该说，在郝校长师专毕业以前，人生道路基本上是顺利的。所以，他以为——你只要对别人好，一定能得到回报。
可是，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象咱村里人那么善良和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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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打击
想不到的打击
郝校长（我们先叫成郝老师吧）有过一段民办教师的经历。
那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年代当时叫做“*”，后来彻底否定了，叫“十年浩劫”或“十年*”。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九类人员属于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
郝老师有两顶帽子，一顶是“狗崽子”，那时对地、富、反、坏子女的特定称号；一顶是“臭老九”，到现在叫老师臭老九的也有。
就这两顶大帽子压着，居然在我们村没受过啥苦——那时，其实在很多山村，越偏远越这样，对“文化人”还是有一种敬畏传统的。
可是，他师专毕业了，到高中当老师了，在老师中当官了，却遇到了一个想不到的打击。
八十年代初，俺县里就俩所高中，东半县一所在城里（人们习惯叫县中），西半县一所在乡下（习惯上人们叫农中），不象现在光城里就有一中、二中……和数不清的私立高中。
那时人才紧缺，本科生没几个，大专毕业的都分配到高中，到高中了也很吃得开，象郝老师，在农中站了几年讲台，就提拔成校工会主席，当然，还兼代数学课，那几年大校长也代课，和现在大不一样。
工会主席权不大，干的事不少，象郝老师这样的好人又喜欢给人干事，慢慢地所有的教职工都很喜欢这个主席，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和他商量。
不但工作上的事，谁家婚丧嫁娶，一定请他当“总管”，甚至两口子闹个别扭，婆媳闹个矛盾都乐意找他调解。
县政府有个教育督导室，那一年，对各中学的中层以上干部进行*测评，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让教职工给领导打分。
结果一出来，农中的校长大吃一惊：郝校长居然是满分，而自己作为校长的分数却离郝老师差一大截。
要说校长是上级任命的，当不当校长和无记名投票没有关系。
稍微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得分少了，上级真的不想用你了，就有了个理由说：你看不是我不用你，是你的群众基础太差。
郝老师没有一点当校长的意思，也没听说哪一个上级领导要提拔他。
可是农中的校长不这么想，自从搞了个无记名投票以后，他就觉得：以前咋看咋顺眼的郝老师，现在是越看越觉得碍手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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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一门艺术
领导是一门艺术
人，不管他有多么坏，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我觉这样的人没有。
可是，我绝对相信，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坏事的人，有，而且大有人在——当然排除“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让农中校长觉得碍手碍脚的郝老师就属于后一种人——绝对绝对的好人。
好人有好报，是我们大多好人的良好愿望。
事实上，“好人”也就是古代说的君子，因为对人不设防，往往比“小人”、“恶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郝老师就成了农中校长的眼中钉了，原来特别喜欢把一些事儿交给郝老师去办，现在只是把一些难办的事儿交给郝老师，比如登记考勤，食宿管理，卫生评比……反正啥活计容易得罪人，就把活计交给你去办。
一个单位的中层领导，想让领导满意又想让群众满意，实在是很难。
办事儿，有时候需要经费，校长就对郝老师说，你也知道咱们学校的情况，能省就省吧，这种情况下郝老师确实干的很尴尬，好在他任劳任怨惯了，也没发什么牢骚。
农中校长也没直接说什么责难的话，倒是经常对郝老师来点鼓励：你办事，我放心，这些事儿别人还真干不好，我是信任你，才把这些事儿交给你办。
领导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高深莫测的艺术。
不过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尤其是郝老师，人好，可一点都不傻。
有些事，大家心照不宣，只不过谁也不愿意点破而已。
校长和郝老师不是有了多大的矛盾，充其量是有了点隔阂，就这点隔阂，工作在一起谁都觉得有些别扭。
学校撤掉郝老师的工会主席吧，实在找不出充足的理由；郝老师另谋高就吧，一个教书匠，能有多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时间，时间可以化解一切，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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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校的作风问题
马校的作风问题
农中校长俺没接触过，但是听说过他的大名，因为他在俺县教育界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是60年代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生，不过没毕业。
那时候读大学的不多，农村尤其少，就是大学毕业了，一般也回不了农村。
马校，哦，对了，农中校长姓马，依照当前惯例：当了处长人们叫他马处，当局长就叫马局，当董事长叫马董，当总经理叫马总，马校长我们就叫他“马校”吧——这个叫法在学校不流行，俺是首创，当有专利，哈哈。
马校念大学时，俺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对那时的大学生活很不了解，不过从马校被开除回家这件事，可以看出，那时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确实很不一样。
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最深厚的感情应该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可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马校在大学里属于“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翩翩美少年，于是，一位才女就“暗恋”上他，发展了两年，就谈起了“地下恋爱”，有一次很不小心那位才女就“有喜”了。
纸终究没包住火，这下被校方知道了，于是就以“生活作风问题”把这对鸳鸯打回老家，可惜啊，就差不了多少天就可以毕业。
那个才女就跟马校回了老家，夫妻俩（回来自然就结婚了）就在本村小学教了书。
马校就是厉害，干了没几年，就当了小学校长，没几年又当了初中校长，在乡乡普及高中的时候，又当了乡办高中校长，到高中撤并，全县只办两所高中的时候，就到了西半县的农中当了高中校长。
马校如果不是“作风问题”，谁都相信，他的人生会“风光无限”，因为过早地尝了尝爱情禁果，鬼使神差地就成了教书匠。
马校当了一辈子校长，走了很多学校，不管接的是咋样的烂摊子，总能把学校的教学质量来一个飞跃。
如此说来，倒是马校在大学的“一个不小心”，为俺们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