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战略方向:大国金融方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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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籼酢４送猓鸨疚恢剖沟靡还慕鹑诙锤菀状局了⒁⑷蛐缘脑帜眩�1929年经济大萧条便是一个例证。 。 想看书来
二、回归国际金本位是否可行（2）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回归金本位制基本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金本位到金汇兑本位，从国家主权信用货币，再到区域信用货币，再到统一的世界信用货币，这也许正是货币制度发展的一般轨迹。
3．如何认识黄金的金融功能
（1）黄金作为货币，不能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黄金因其具有的自然属性，担当货币职能有数千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战争赔偿的是白银或黄金等金属货币，如果这些金属不是作为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仅仅作为货币，那么其经济功能就和纸钞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欧洲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掠夺的金银，很少再拿这些金银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买东西。因此，在本国使用这些货币，根本上不会增加本国财富，实际增加的只是货币供应量。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中央银行，金属货币增加受到极大的限制，后来长时间地实行金本位制或金银为主的复本位制，均受制于金银开采量，增加货币投放很难，因此，限制了贸易规模扩大和经济发展。
从现代金融学的角度看，古时战争胜利的一方实际上是让国内经济获得了货币投放量，因此，经济大发展，而战败国则出现货币紧缩和经济萧条。当然，支付战败赔款却把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案例也是有的，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希特勒的经济成就，一方面得益于金本位的废除，同时建立了国家金融体制，较好地解决了货币投放问题，德国虽然赔款很多，但德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却得到了妥善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德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有能力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强国。回顾中国历史，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中国小农经济为何不能自然进化到商品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问题没有解决。随着商品流通增加，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必须同步增长，如果此时货币供给跟不上，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货币增值，引起大量的货币储存或高利放贷，造成利率高涨，从而扼杀发展生产的冲动，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在古代社会，以金属作为货币，但这些金属每年开采有限，同时还有不少人将金银埋入地下储存，结果造成自然的通货紧缩状态。这时必然导致资金利率高的企业。以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给老百姓优惠贷款利率为年息4~5分，即40％~50％。如此高的利率，必然扼杀发展生产的冲动。高的利率水平，实际反映了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资金的机会成本，这时必然流行“现金为王”的原则。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货币购买力处于贬值趋势中，因此，鼓励人们消费或投资。近年来，我国浙江温州等地民间金融活跃，拆借利率高达40％~50％，实际是对中央银行过度紧缩货币政策的一种反映。
世界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衰落。当时日本开放口岸时，日本金银价格倒置，即白银比黄金贵，在外来大量白银流入换取黄金过程中，货币价值按照白银价值确定，自然就带来了大量货币投放。后来，从中国获得巨额的甲午战争赔款，这些赔款自然形成了日本的货币投放。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中国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白银流失导致经济衰退，都是与货币供应分不开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由于对市场经济中货币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便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信用纸币代替黄金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严重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信用纸币走上历史舞台，成为解决通货紧缩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金融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乘数效应，及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引起的金融危机，也随之成为挑战人类货币管理能力的一大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一国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和危害性，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人们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长期来看，美元一直处于贬值趋势状态。为此美联储故意向世人瞒报了M3数据，全世界根本不知道美国究竟发行了多少美元，这是非常恐怖的。在恐慌之中，全球资金首先奔向了大宗商品，造成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如铁矿石、铜等价格暴涨，更明显的是黄金和石油价格暴涨。2008年下半年金价出现回调，原因是IMF抛售黄金，表面原因是筹措资金，真实原因是当金价上涨、美元不断变弱时，IMF以美元为基础的架构受到威胁，因此需要出面干预。
而美国放任金价暴涨，原因是美国拥有全球黄金总量的3/4。对美国而言，最佳结果是，在滥发美元的同时，美元继续保持升值，这才叫“鱼和熊掌兼得”！如果滥发美元造成美元贬值，这时美国手中持有的美元数量增加，而美国黄金储备升值。因此，美元或升或贬的风险已完全对冲，可谓是左右逢源。相比之下，中国却面临人民币贬值发愁，升值也发愁的两难境地。美国大量地垄断持有国际黄金，动机显然只能合理地解释为，主要是将黄金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储备，而不是世界货币制度将要倒退到金本位。相比之下，中国黄金储备是非常少的，这些黄金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储备的，大约有500~600吨，最近30年几乎没有增加，而且这些黄金还存储在美国。中国民间黄金少得可怜，历史上经过金圆券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国民间黄金历史存量基本上被收缴，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又大量地将家中黄金走私到海外换电器，近几年老百姓购买黄金多半为消费品。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在黄金占有上已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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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1）
1．“三足鼎立”呼唤“亚元”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备受世人瞩目。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四小龙，再从四小虎到中国，多边贸易的作用功不可没。战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盛行，使亚洲比任何一个地区都更依赖于外部市场，尤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从贸易开始，亚洲和美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形成共生关系。亚洲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美国向亚洲输出美元和美元资产；亚洲把积累的储蓄投向美国金融市场，美国再把聚集的资本投回亚洲及世界各地。这种经济分工，既充分体现了亚洲对美元经济的依附性，也日益暴露出了亚洲经济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得以逆转，持续出现了巨额顺差。到2000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资产规模进一步膨胀。到2008年底，亚洲地区国家积累了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美元持续贬值使亚洲各国蒙受了对外资产缩水，再加上原材料、能源价格等随美元贬值而飙升，亚洲国家面临双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冲击，将本国货币盯住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在全球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之时，亚洲各国货币一直或明或暗、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暂时中断了这种关系，但危机之后亚洲又重新回到旧的轨道。美元本位制使亚洲与美国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并固化了这种格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这种汇率制度加强了亚洲地区对美国的出口顺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并增加了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压力。
但是，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条件下，亚洲国家损失更大。直接损失就是造成大量持有的对外资产价值缩水。亚洲对外资产主要是机构债和国债等金融资产，股权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上主要储备大国大多集中在亚洲。亚洲拥有全球外汇储备的2/3，其中超过2/3是美元资产。最近几年，美元贬值每年给亚洲外汇储备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成为亚洲在美国的“人质”。如果不减持美元，美元衰落让亚洲外汇储备未来进一步缩水；而现时大量减持美元，美元贬值加剧又带来眼前的现实损失。亚洲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处境。
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财长康纳利曾经说过：“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的窘境迫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欧元区的出现为亚洲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国家充分利用东盟“10＋3”等合作机制，逐步深化了地区金融合作。但由于亚洲各国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实现亚洲单一货币“亚元”的理想仍然任重道远。
2。欧元之父的“亚元五部曲”
2001年10月，欧元之父蒙代尔在上海APEC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他指出，亚洲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多样性突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亚洲货币应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建立固定汇率区，再逐步过渡到共同货币区，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亚洲共同货币。
三、推出亚洲货币的历史机遇（2）
考虑到部分国家不愿意放弃本国货币，蒙代尔建议，实行“亚元”时，可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由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发行，并由这些货币的储备金加以支持，令亚洲形成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即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也能让“亚元”流通。
蒙代尔提出了成立“亚元”的五部曲：
第一步，东南亚国家应将本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下来；
第二步，固定汇率区在亚洲区内逐步扩大，形成共同的对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三步，说服日本和韩国将日元和韩元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
第四步，将亚洲固定汇率地区逐步过渡成货币地区，形成共同货币的基础；
第五步，设立由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并由亚洲货币基金发行，令亚洲实行平行的两种货币机制，让“亚元”在区内流通。
上述方案，总体上是粗线条的，还远未达到具体可操作的程度。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蒙代尔的这一设想，目前并没有得到亚洲主要大国政治家的认可，因此，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
3。亚洲应对美元衰落的现实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或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将危机归结于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