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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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衅胀ㄑ！⑸枇⑼际楣菀约敖⒀萁蔡�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3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如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巴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4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5巴恩的同乡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1200到1500人”。6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50元）。7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1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3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1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2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1739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3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1*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1 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作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注 2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 1918—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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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1）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1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作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1）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2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2）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却未作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观点是不可能的。1
很难想像，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奥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林肯七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2、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1的著名演讲。在后来回答道格拉斯的问题时，关于什么是他“有责任”倡导的、什么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作了非常微妙的区分。如果他不能确认听众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会作此尝试的。最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如对骂和攻击对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1858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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