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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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完剧本，很草率地画了一些图，但是画得很细，拿给导演看。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些图是很不适合这部戏的环境陈设的。当时，导演还是鼓励了我。所以说，我一开始就很有信心的能把这个事做好。
我觉得这部戏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它确实改变了我对道具的认识，让我觉得道具设计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指环王》，指环本身就是一件道具，而且整部戏就是围绕一件道具展开的故事。
对于《无极》来说，每一件道具都很重要。它是一个流畅的故事，它跟《指环王》不一样。每一件道具还是为了戏而出现的，我觉得做到恰如其分就是最好了。
我最喜欢精舍的铜镜那个道具。因为这部戏虽然是有东方古典的风格，但它没有朝代，历史又不很鲜明。所以设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的事。那个镜子是糅进了一些东方特点，比如说中国古代铜镜，它的镜面是用铜做的，然后边沿呢，有一些宝石。这样很东方，形状很自然很流畅，和环境也很贴切。它所谓的成功就是它放在那里很合适。
道具图画完之后，我还一直参与制作。因为设计出来以后，如果你不跟制作者交流的话，他很难光靠一张图纸去完成。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工艺到制作过程到效果，我一直是和整个制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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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身而过的“无欢” 张国荣
【陈红说张国荣】
第一次是在《风月》试镜的时候见到张国荣的。那是十一年前的1994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阴柔，非常的秀美，但是很招人喜欢，不给人一种大牌，或者给人形成压力的感觉。那个时候《风月》起初还确定了我演女主角，差点就和张国荣演对手戏了，那段经历是我人生当中最不快乐的一段经历。但是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国荣。
和张国荣在一起，会特别的放松，无所顾忌。如果人有幸和一个专业的人在一起，他有时候就能影响你。张国荣就是一个很专业、很艺术家的人。他不会这样去说一个人，比如陈红你很漂亮怎么怎么的。国荣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说不出来这些话。我觉得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独立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这就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
95年《风月》在北京作宣传，是在那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圈里朋友葛优、吕丽萍还有他吃过一次涮羊肉。之后我与张国荣就没怎么联系了。在这之间，我和凯歌、国荣还在意大利餐厅吃过一次饭。但是碰面相当少。我觉得他有时候也蛮幽默的，是一种他自认为的幽默。比如他努力地想像北京人那样，学北京话，自己编一些笑话啊，逗大家笑。他还是很小孩子气，内心蛮纯真的。
2002年的时候，为了《无极》，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韩国、日本等等。当时也没有很强的目标性，只是约见了不同的人，和董玮、鲍德熹等人都见面、聊过。凯歌认为一旦要开拍一部电影，主要还是人的工作，以人为本。我们并不是因为谁最红，才去见他，而主要看和谁有缘，首先聊天都是聊和制作、电影没有关的东西。于是，那个时候就计划在香港见一些朋友。当时要联系张国荣并不困难，我们去香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去见见国荣。以前要联系国荣是非常顺畅的，我们有他的手机号码，哪怕留言台留了言，他也会很快回电。但是2002年的那次，就觉得非常奇怪，给他打了电话之后，没有音讯。我们又托他的一个香港朋友联系他，他也说找不到。我和凯歌两个人是很相信缘分的，就觉得国荣可能不在香港，或者原来的手机号码已经不用了，也就没有去多想。因为我们始终觉得，对于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让它一直来困扰自己，或者一定要搞明白。
当时我们觉得无欢这个角色，张国荣是唯一的人选。因为这个人物比较中性，内心又是非常的阴柔，让人感觉，这个角色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很脆弱的。但是当一个人脆弱到极致的时候，他的处世方式又会变得很强。有些演员，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单一的演员，非常单薄的。但张国荣是一个有极强矛盾性的演员。当时真还没考虑别人。如果有很多人都能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角色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挑选演员还不是当务之急。我和凯歌做事又不是那种特别一板一眼，一定要怎样的人。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剧本。反正大家都是很亲近的演员和合作关系了，有时间就见一下，没时间也无所谓。一晃好久，就没有联系再见面。
2003年的1月20日，冬天的时候，我和凯歌突然在国际俱乐部里见到了国荣。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在等什么人。奇怪的是真正见了面，我们反而没有和他聊要拍电影的事情，之前找他的确是要合作。但是那天，我们只是问他要了一个电话，他留给我们香港家里的新电话和新的手机号码。所以我现在回想觉得特别奇怪，当时我们怎么一点《无极》的事情都没有谈。这就是命运，太奇怪了。回过头来想，当时谈了也没有用，因为两个月后他就走了。这是我们偶然一次见到国荣，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国荣。
听到国荣离开消息的那天，正好法国前总统来访，我和凯歌在西藏办事处和一堆朋友在一起，接待这位来访的总统。那是两年前4月1号的晚上，下着雨。法国前总统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提起电影《霸王别姬》，他当时还说了一段张国荣的台词。后来大概7点多钟，我的手机上接到电话，说7分钟以前，张国荣跳楼了。我还说不可能，这简直是一个笑话。后来我们打电话给一个非常可靠的香港朋友，证实了这个消息。当时凯歌表现得相当平静。这种平静，似乎让人感到凯歌和国荣之间有一种，怎么说呢，可以叫“默契”的东西。他似乎可以理解到国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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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
我排斥“选择”这个讲法，因为这不是选择的问题。人和人之间首先是缘分，然后才是和这个人走在一起，真的是彼此的吸引。不是说我去选择了他，因为他是大导演。
关于危机感
自从我和凯歌第一次认识，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过危机感。我没有女人的所谓这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害怕人老珠黄，害怕青春逝去，害怕丈夫不爱，害怕被社会巨轮抛出去。这是因为我妈妈从小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心态。我自小生活在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里。所以我体会不到这种危机感。我这人是很豁达，很随缘的。
关于维持
我不喜欢用“维持”这个词来描述婚姻，如果婚姻是用“维持”两个字的话，这个婚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我一直在体会凯歌的这句话，两个人在婚前各自拥有一个花园，结婚以后，不是花园变小了，而是花园变大了，所以走到今天。这样，我们的婚姻是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好。
关于同志夫妻
我觉得我和凯歌的关系更像同志夫妻。在工作中，我们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对凯歌来说，只要给他充分的自由让他去爱电影，并且支持他爱电影，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他现在是非常满足的，因为我全心倾力地去支持他的事业，我们是在工作中建立感情的。
关于人生
凯歌给了我另外一种人生。外人觉得他是思考型的，很苦、很累，但是他自己很享受这种人生，苦或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判断。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够把内心完全地展露，就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妻子或者面对丈夫的时候。
抬头，镜子里，有一个男人那样专注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见到凯歌似乎是92年的时候，他在拍《霸王别姬》，另外一个导演带我去片场看拍戏。我一直很喜欢凯歌的电影。第一次吸引我的是《黄土地》。然后是《大阅兵》。我从小喜欢当兵的男人，觉得他们好威风，好高大帅气。凯歌在《大阅兵》里，把男人、部队的气势拍得非常的性感，非常到位，给人一种强烈的吸引，那种男性的吸引力。
我们俩正式相识主要是94年《风月》选角的时候。那个时候，王静莹被换下来，剧组就在全国范围内找演员。我当时在拍《霜叶红于二月花》，有一天早上接到电话，他们让我去试妆。我就去了，在化妆的时候，第一次有点激动。我是闭着眼睛在让化妆师打理，那时挺累的，因为是在拍其他戏的空当里赶去试妆的。我猛一睁眼睛，呀，镜子里怎么多了一个人？导演就坐在我身后，他在看我，非常仔细地端详我。当时我心里一下有一种怦然心动。说不清楚的感觉，你在一瞬间，突然发现镜子里有个男人，这么仔细……突然镜子里多了一个男人，这么仔细、这么专注地看你，让我觉得……凯歌是非常仔细的人，强调每一个细节。其实他是出于一个导演对于一个演员的判断，但是在那刹那，我突然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当时，就试了一段如意的戏，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再去就是要进组拍戏了。可是，《风月》后来发生了很多波折和磨难。我和凯歌的工作缘分没有继续。
他说，女演员都怕我，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
之后；94年11月份，凯歌父亲去世，我去他们家送了一个花篮吊唁。就在他们家坐了一会，聊了会天。到了95年1月份，凯歌和葛优啊他们一起聚会，就把我约去了。聚会的地方好像在香港美食城，那个时候算是很有名的粤菜馆。吃饭以后，他喝多了点，我也喝多了点，之后我们俩就跑到走廊上去说话，大概讲了很多话。他说你怎么是这样一个稀里哗啦的人，你们家是部队的？我说是的，我外公是部队的，我妈也当过兵。他说我挺喜欢你的性格。我说你喜欢我什么性格？他说你挺简单，挺直的。我说，是吗，喜欢我性格的人多了。反正两个人就有点打情骂俏的。他说，以后经常请你去看看演出，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他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女演员都怕我。我说，我干吗要怕你，你是老虎还是豹子？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要怕你啊？他就觉得我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这个人胆子特大，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才华，你是大导演，我就需要怕你吗？
他之后果然约了我看演出，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去听了坂本龙一的音乐会呢，还一起去看了车展。反正两个人在一起，聊得挺投缘的。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在做《风月》后期。那个戏特别不顺，加上刚刚失去他的父亲。和我在一起，凯歌可能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没有压力，而且我可能和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我不是那种矫揉造作、嗲兮兮的女孩。我那个时候还剪着小男孩的头，挺鲁的。这些可能都是他喜欢的。
杨佩佩问我：你是不是要结婚了？（1）
那段日子，我正在拍杨佩佩的《今生今世。拍完这部戏，杨佩佩还想让我接着拍《新龙门客栈》。拍《今生今世》是95年5、6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住在长城饭店，她说我们给六哥打电话，六哥算命特别准。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