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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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那次知青农友聚会，一段插曲，揭开了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旧事，以及背后隐藏着如此之深的政治背景。虽然，杨锦麟从未有过扎根的崇高思想，但八年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宝贵青春年华的付出，试图脱胎换骨的改造，凡此种种，最终都无法摆脱政治污点、原罪的烙印。心目中的“ 幸运”“ 福份”原来竟是这等“ 不可告人”，生活对杨锦麟来说实在太苛刻了。
这一刻的感觉，仿佛一棵树在回忆自己的根须，大地是荒凉的，相信杨锦麟的内心也是无比荒凉。
随着同学大哥庄振典的叙述，杨锦麟试图重建当年的场景，像电影慢镜头那样，努力展现关键性的画面，直至定格在罗胜男仍没有答案的临终……见识了残酷，更见识了没有被扭曲的心灵，在心底里，杨锦麟情愿相信，罗胜男包括他的全家，对自己的关爱是纯粹也是最真实的。
罗胜男临终前依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 监视对象”庄振典和杨锦麟。杨锦麟却非常执拗，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 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那一片红土壤”，而且从不掩饰。“ 日后有机会过去看看，一定要祭奠一下罗队长，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杨锦麟还是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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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1）
厦门大学之行——时事开讲
一、终点又回到起点，“ 撒尿都不朝那个方向”
和各地一样，为了返回出发的城市，厦门知青们也经历过静坐、绝食、爬火车、集体大逃亡等等。
被迫离开家庭，或是无奈地随波逐流，平时并不凸显的亲情，突然间在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面前显得十二分深切，凄美异常，泛出逼人的亮度。
知青年代，每一次回城探亲，相聚是短暂的，离开才是永恒的主题，每一次回家其实都是一场生离，难舍难分。知青们自己最清楚，那时说起来是两头都有家，一边是非回去不可的现实的“ 窝”，一个是迫于无奈离开的故乡，两相交织却是极度的痛苦。城市、故乡厦门仿佛更加遥不可及，令知青们魂牵梦萦。
初来乍到农村，现实虽然已经显露出残酷、狰狞，而被自己的理想激情燃烧着，战天斗地的豪迈，知青们对未来依然满是企盼和憧憬。过了三四个年头，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乡村的贫瘠并没有丝毫旧貌变新颜的端倪显现，在个人命运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根本无从掌握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过渡性的政策，却要成为一辈子的扎根，几乎等同于被城市驱逐、流放。于是，一些有门路的人开始想方设法，纷纷撤离，而走不了的境遇只能更惨。
回乡的路越来越窄，就这样沉下去，沉下去，杨锦麟无论如何不会甘心。
精神上排斥、肉体上抗拒，思想认识始终达不到要求的高度，下乡八年接受再教育的过程，杨锦麟大体上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说到干活，或者给学生上课，助人为乐，杨锦麟从没有过半点懈怠。空洞的口号、政治的喧嚣，过度劳作突击的收获，只有可怜的喂不饱自己肚子的工分和身体严重疾患。
苦难的磨砺，苦难成为了学堂。渐渐地，杨锦麟养成了一种内敛自醒的秉性，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冥冥之中似乎又带着某种责任感。
当时，他不过二十岁出头。
和当时很多人挖空心思假病退不同，杨锦麟真是病得不轻。
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广阔天地的原罪改造，杨锦麟的腰彻底挑坏了，腰肌劳损、腰间盘凸出严重到没办法动弹，还常常拉血尿。那时候，杨锦麟的模样，远没有现在这样滋润，瘦骨嶙峋，连一个年轻人正常体重都无法达到。
犯病的时候，杨锦麟身上要绑着一个又厚又重的大皮夹，像是古代的战袍，行动大受限制，可他还是硬撑着下地劳动，为了不丢掉工分，虽然那工分少的可怜。后来，返城以后，腰疼稍微好一点，杨锦麟又把这个大皮夹送给了一个下乡农友的妹妹。后来，听说这玩意还真顶了不少事。这让他很欣慰。
回城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知青队蔓延。先行回城的，大多都不辞而别，悄然离去。偶尔也有农友送行，彼此的目光不敢对视，走的人神情黯然，不再回头，留下的挥手送别，手僵硬在空中，表情凝固在脸上。没有谁是英雄。
1972年，舒婷回到厦门。路过的人，经过的事，风一般飘散而去，曾经努力追寻的终点竟然就是起点本身。在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城市里，写诗的手干起了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和统计员。这还是较早返城的幸运儿，越到后来，知青回城就业，已是许多城市的头等难题。
该受的苦受够了，该挨的骂挨得够多了，不该遭受的尴尬、侮辱都经历过了。拖着瘦弱的病体和永远蜕不去的满手老茧，终于，杨锦麟被知青大回城的潮汐冲回了岸。
妈妈清楚记得，儿子离家下乡，出发那天，正好是他十五岁的生日。一晃八年过去了，杨锦麟最大的收获只有“ 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精彩”，但在杨锦麟却无能为力，感觉也变得粗糙起来，好像沉睡了八年。八年后，离开知青点回城的情形，杨锦麟竟是一片模糊。
离开的日子，伤痛和忙乱交织着，杨锦麟依稀印象就是把自己平时睡的床板锯了，钉了个箱子。一只木箱便装载了杨锦麟八年广阔天地的全部。
1977年，杨锦麟病退回城，回到了久别的厦门。前方一片空白。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感悟方式。对那样一出人生序幕的记忆，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鲜明的生命烙印。
几近破产境地的知青们一批批回乡，他们的物质状况如同他们的精神一样受到重创，生存压力再一次抛向他们。有这样一个梦，许多回城知青都做过，而且不止一次，千辛万苦重新得到的户口簿突然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醒过来，原来又是一场梦——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再次落户城市是他们的命根。
有过那段经历，回城知青们集体发誓，“ 撒尿都不朝着那个方向”。
“ 他相信已把记忆的灰烬抛入大海。”返城回乡，卸掉了一切包袱，包括历史的重负，杨锦麟和他昔日的农友们同时变得一无所有，首先是工作。知青们发现，厦门已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
从出发到归来，八年过去，待业青年是杨锦麟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
手停意味着口停。“ 待业”的杨锦麟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他全干过，不亚于在农村插队那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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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2）
一起返城的农友，格瓦拉式的冲动，有人深情地讴歌吟咏：“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有人甚至选择了重返“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而杨锦麟却以他的固执，再次拒绝。
白天退去了。海风轻吹，海浪拍打着城市的夜晚，月光温柔地洒下，杨锦麟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任何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这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杨锦麟又给自己多找了份活计。
电视，那个时候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而看电影却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娱乐，准确地说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连找对象谈朋友，许多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解禁的老片子、新拍的国产片，还有进口片，蜂拥而至，电影院异常红火，就连《大众电影》上一张男女主角接吻的外国电影剧照，都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论辩……
杨锦麟二十有四，已是适婚年龄，照理也该谈谈对象了。而杨锦麟此时此刻一门心思只有生存，哪来的谈对象……每个白天都在城市下水道里清淘污泥，在大街小巷里修整路面，每个周末的晚上，杨锦麟载着电影胶片盒，飞快地穿行在厦门的马路上，却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部自己送来的电影。
对他，生存才是一切。
这是一个饶有韵味的场景，完全可以这样展开：天逐渐地暗下来，烟霞浩淼的海面包围着鹭岛，远远近近的汽车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叫起来，自行车飞快穿行在街道，街灯透过斑驳的枝叶，投向瘦弱的身影。
电影院的工作，那时也是颇有些小特权的。给弟兄们搞几张免费的电影票，不在话下。尤其遇到内部放映或是新片子首映，拨开拥堵的人群，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进场的那一刻，杨锦麟的快意简直就要爆开来似的。
偶然间，这个骑车送片子的年轻人也会想起，下乡时，三个月看一场电影《地雷战》，再三个月，电影队又来了，还是《地雷战》，记得曾经有一年，连着看了三次《地雷战》，最后连电影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电影演员嘴巴还没张开，晒谷场上就出现众口一词、脱口而出的奇观。最令人陶醉的电影画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白天鹅起舞，模模糊糊的芭蕾舞演员的超短裙，引入遐想；瓦西里和列宁的女管家拥抱亲吻，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日复一日，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平实而简单的幸福，这不正是自己在插队时日思夜想，经常从睡梦中都会笑着醒来的日子吗？可是，杨锦麟内心的不安分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
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社会历史的运作如天道无情，在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将个人裹挟而去，不知疲倦地斗私批修，莫名其妙地气壮山河。杨锦麟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自我的命运根本无从掌握，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弱冠之年，便饱尝生活艰苦的杨锦麟，不由得对个人前途命运生出种种惶惑、迷惘之感。
重新回到美丽的厦门，往昔的足迹随着尘土淹没，重新拥有家庭温暖，丰饶的大地给正在精神和肢体恢复健康的回归者杨锦麟输送精力。人终于回来了，可未来在哪里；旧船沉没了，新的彼岸又是什么。杨锦麟的思绪恍惚起来，像寂寞雨夜，恍恍忽忽的街景一样。
为生计、为糊口奔波忙碌，杨锦麟从未有过自怨自艾，可他并不甘心。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受难者，他只有再度出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