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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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的职位，谁值白班谁就是常务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拿得准的，就可以自己决定，只有觉得拿不准的，再找我商量一下。”对白班夜班值班者他有个共同的交代：“你们大胆负责，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来有人问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冒险？他回答说：“我们的班子成员都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放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各地记者站，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能够领导上级的下级是好下级。”他解释说，好报道、好点子都是来自实际，来自第一线。“你们搞好策划，让我按照你们策划好的路数去跑龙套，我很愿意！”为了加强记者的工作，他同意记者站应该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支好队伍，一栋办公楼，一个小车队，一套好设备，一个关系网。
　　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建立。报社同仁们高高兴兴地在办公大楼门口挂起一块烫金招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时过半年，1999年1月21日，艾丰收到了宣布他离任的中央文件。他到了该“让贤”的年龄。到年龄就下，这已经成为制度，艾丰当然了解这一点。但正干在兴头上，对事业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就离开岗位，又着实有些难舍难分。
　　艾丰回顾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觉得自己是日夜拼命、问心无愧，但也留下了若干遗憾。总编辑的成败得失，自有人评说。也许从艾丰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一切：“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离职演说
　　得知艾丰即将离任的消息，编辑部、行政后勤、经营部门、直属单位、记者站等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退休老同志纷纷给他打来电话，他们纷纷表达友好、不舍、慰藉及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丰的心里暖暖的。他来时，人们说“来晚了”；他走时，人们说“下早了”。简单的几个字，让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语言，不是工作语言，更不是对职务任免的评价，而是同志之间的感情传递。语言有时总是显得简单了点，但深厚的情感浓缩得化也化不开时，便有了一句话语暖三冬的感受。艾丰说：“同志们能够给我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还要求别的什么评价呢？”
　　在确知艾丰离任的消息之后，社长徐心华和艾丰有一次长谈。艾丰和徐心华是在《经济日报》改为“双正制”之后，一个任社长，一个任总编辑，一起来到《经济日报》的。本来相约同上同下，但由于艾丰年长两岁，要先离开总编辑岗位了，彼此有些恋恋不舍。艾丰对徐心华说：“咱们共事这几年，我感觉总体合作是很好的。咱俩的性格有些互补：你的原则性强，比较稳健，遇事考虑周密，我‘冒’一点，但有你把关，就不会出问题。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有看法我就发表、直说，包括不同看法。但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决断性的意见，我就不会再说不同的意见了。”徐心华说：“你的性格很直率，我很欣赏，包括我的爱人也很欣赏。你水平高，敢闯，名气大，我们班子的同志都感到沾了光。”艾丰连连说：“不，不，我们都是互相学习。”两人都觉得，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三年，是“有缘”哪！
　　

简政放权（2）
中组部、###的领导同志到报社来，召集处以上干部，宣布艾丰离职和任命新总编辑的文件。艾丰发表了“离职演说”，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说：
　　岁数过了，老不下来，就压了不少人，对人才成长不利，对报社事业不利。知心的同志说，再干干，再升升，岂不是好？就个人内心来说，谁不想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但一个人考虑问题要实际，要看大局，看自己的条件，看工作需要和客观机遇。党员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说来很巧，就在中央文件下来的那一天，本报《人物周刊》上发了我的文章，题目是《大事和大官》，我想那也是我对待这件事情的思想基础。
　　当我刚刚来到报社的时候，有的同志就问我，准备在这里干几年？我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干一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干两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我十分珍惜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三年我尽量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做最大限度的投入。
　　值得欣慰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日报》的各方面工作和事业都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正在上一个新台阶。大楼耸立，网络开通，集团建立，成员有增；报道增色，收入增加，版面扩大，发行稳定；班子团结，人心思进，创新不断，改革气浓。这是中央领导、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毕竟有我作为报社一分子的贡献。在总编辑的岗位上，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学到不少东西，成为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积累。
　　艾丰离任的感觉是复杂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离任的时候，给艾丰写过一封信，庆幸自己的“平安着陆”。而今，艾丰在感激、欣慰、遗憾多种情绪交织之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我现在感到一种轻松，李庄同志在从总编辑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为“平安着陆”而庆幸。因为他是从运动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我的轻松略有不同，这就是最近召开的程远同志作品研讨会上新华社一位同志说的，“可以不看大样了”，实际是可以摆脱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了。但我现在感到更多的是一种压力：未来的时光怎样过得更有意义？研讨会上程远同志说，这是对他的总结，我说不对，这是你的新起点。我现在面临的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离任报告中，更有一段艾丰精彩的人生箴言：
　　人生有“三在”：在位，在职，在世。从总编辑的角度说，我不在位了，但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何况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位，其他“两在”我还都有。现在还在职，即使将来也不在职了，还有一个阶段——在世。我看，只要在世，就要做事，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干部不是终生的，但党员是终生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现在说这话似乎还太远，但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态度。
　　人生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终生不能放松，立功也不一定非要有领导职位。立言，不在领导职位，时间更充裕了，可能是更好的条件。所以，要做的事很多，争取尽快找到新的定位。
　　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我在59岁生日的诗中说：“人生甲子匆匆过，苦辣酸甜炼童心。喜怒哀乐皆缘事，最最宝贵是真情。”情贵真，但亲情来自血缘，爱情崇尚专深，只有友情既可深厚，又应广泛，并且最能够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原来编委会成员一起座谈，是对我的一种友情的表达，同志们许多深情的语言，感人肺腑。我的答词是：能够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这样好，可谓“三生有缘，终生不忘”。还有一层也要说一说，武春河同志，在《人民日报》是我的老领导，他豁达大度、善与人和，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成了我真诚的朋友，现在又调到《经济日报》，继续做我的领导，也是一种缘分。他在三个地方当过总编辑，在《经济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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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3）
辑的岗位上，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最后他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
　　方兴未艾是事业，暖人肺腑是友情。
　　酣畅淋漓是理想，言犹未尽是人生。
　　艾丰讲完，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艾丰坐在那里没有抬头，他不想继续加重这种惜别之情。
　　新任总编辑武春河接着做了简短讲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总编辑的岗位，也能够得到大家送给艾丰同志的那两句话和今天的热烈掌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言犹未尽”，艾丰离开了《经济日报》领导岗位。他的背影稍显疲惫、略觉沧桑，但很豁然。
　　他开始走向新的起点……
　　艾丰评传
　　“教父”艾丰：名牌战略理论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