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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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认为，任何领导者，在做事情之前，都要理顺思路。领导别人，要他们去卖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让别人干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同时考虑下级的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他们的位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双向负责的关系。不然的话，这种领导者是十分自私的，他们也不会被下属从内心里真正敬重。
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人的不同素质和发展前景，艾丰在工作中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
一部分人适合当领导，艾丰就为他们创造当领导的锻炼机会和提升台阶。
“反革命”（2）
当时部下面没有组，这么多的人都是由主任、副主任直接指挥。这既使主任们疲于奔命，又不能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在部内首先推行了“土政策”——建立组一级的编制。三个组——工交、农村、财贸三个组，每组两个组长。报社不任命组长，艾丰就搞了“地方粮票”，自己任命。
给了组长职位，又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各方面的报道，由组长在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以前，夜班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带班，艾丰改了章程，夜班由组长轮流当主编带班，主任和副主任完成签发手续。艾丰给主编的权力很大，“我批了可用的，你们认为不可用，可以先不用”……
由于部内提供了舞台，这些组长本身素质也很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大都成长为报社或其他岗位的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1986年是一个普通编辑，艾丰发现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版面上，先是任命其为工交组副组长，后来成为组长，再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以后他调到总编室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皮树义，艾丰发现他工作踏实、思维敏捷，首先“破格”提拔其为财贸组组长，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主任。农村组组长吴长生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网络部主任。担任过农村组组长的何加正，后来当了副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农村组蒋亚平后来当了人民网的创始人。工交组莫辛元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属《经济导报》总编辑。工交组记者王清宪后来当了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和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总编辑、社长，再以后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济部主任助理戴正庆后来当了《市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若干年来，从经济部成长起来的副局以上干部有将近十五六人之多。报社人事部门同志曾经跟艾丰开玩笑说：“你们经济部都快成了党校了。”艾丰也不谦虚，说：“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在部下面设组一级，这个经验早就在报社推广了。
一部分人的追求是业务上的承认，各种原因使他们并不想“当官”，或者不适合“当官”，他们的需求是获得相应的职称。中级职称部内就可以评定，高级职称要到报社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
有些老同志目标是高级记者（教授级），从发稿的总量上是足够了，但需要增加拔尖作品的数量，这样评起来会更有把握，所以必须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条件。
有一天，艾丰路过建国门，看见荣毅仁新起的“巧克力大厦”，这是邓小平点名让他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代表作。艾丰觉察到“巧克力大厦”是一个好题目，于是，他建议部内分工跑这个口的老记者计弘赓去写，而且建议报道题目就叫《巧克力大厦》。计弘赓是一位很有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记者，立即认识到这个题目的“含金量”，很认真地进行采访，初稿写出来之后，又同艾丰商量，艾丰也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这篇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断版”发表了，一炮打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这个最新的成果帮助她申请高级职称获得顺利通过。
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果业务突出，在职称评定上，艾丰又总是努力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破格晋升”。有一年，全报社破格晋升了两位高级记者和两位主任记者，四个名额，经济部占了两个：一位高级记者，一位主任记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经济部的职称评定是《人民日报》各部门中评得最满意的部门之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艾丰敢于在报社职称评定会上为本部门的同志去争，主要是靠平时对编辑、记者在业务水平提高上下扎实功夫。经济部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会议，那就是每星期一下午的部例会。这个例会不仅研究和布置当前的报道精神和报道任务，而且总是以各种形式进行新闻业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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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3）
对于年轻的同志他曾专门举办一个名叫“拿出合格品”的研讨班。当时在年轻同志中间存在一个问题：稿件写好了，匆匆忙忙就“交卷”，然后催促发稿见报。由于稿件写得很粗糙，编辑要花很多时间加工，组长和主任们也要花很多时间修改。虽然修改很多，但发表之后，这些年轻同志都不再研究为什么这样修改，而是见报大吉。这不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更妨碍了这些同志的进步。艾丰在研讨班上先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讲了新闻写作中的两种心态问题。开始写作时，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第一才子”，要争取一气呵成；稿子写好之后，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要对初稿进行反复的修改。而有的人的问题是两种心态位置放反了。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没有信心，改来改去，最后情绪都写没了。而写好初稿之后，却觉得“我是天下第一才子”，写好的东西一个字都不需要再改动了，这就放弃了稿件质量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反复修改。就像我国的一些产品一样，后加工整理很差，价钱卖得很低，外国公司买去以后，经过后加工整理，附加值大大提高。
为了使大家信服，艾丰还特意收集了一些稿件，把同一稿件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不同状况作一对比，许多年轻同志服气了。然后，艾丰又组织全部大会，请他们在会上就参加研讨班的收获体会发言。
对于一些进步快、业务冒尖的同志，艾丰更是“抓住”他们，严格要求，以促使他们“更上一层楼”。
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潘岗，在艾丰当经济部主任的时候，开始是一般编辑，但由于他十分刻苦努力，一段时间内在《人民日报》发了不少一版头条，成为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后来又被提拔当了财贸组副组长。为了激励他继续进步，艾丰采取了“激将法”。一次，与潘岗谈话时，艾丰突然对他说：“我对你有一个判断，三年之内很难再进步了。”这算什么话？正在如日初升的潘岗自然很难理解，因而也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但他没反驳，转身走了。艾丰看他没反应，为了进一步“刺激”他，让他理解自己的真实意图，就又做了一件事。他把潘岗刚刚送来的一篇一千多字的评论稿子，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做了认真的修改。艾丰在原稿三面都贴上了白纸，改了17个有毛病的地方，贴上去的白纸都写满了。
艾丰又和潘岗打招呼：“你的这篇稿子我挑了17处毛病，准备在例会上进行讲解。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给你难看，更不是不信任你。现在大家认为你是颗正升起来的新星，讲评你的作品，对大家重视自己的提高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例会上，艾丰讲评了潘岗的这篇评论，并把修改稿送给潘岗，请他参考。
例会后第二天，潘岗把艾丰的修改稿送回来了，但上面多了些内容，那就是逐条反驳艾丰的17条修改意见。
艾丰看看他熬红的眼和固执的表情，知道他对自己的修改和做法的本意没有想通，就对他说：“咱俩不要再争论了，你想不通，我的意见就放在那里。这是业务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咱们存而不论。”
过了两年半之后，一天晚上，潘岗到艾丰的办公室聊天。艾丰旧事重提：“潘岗，咱们还有一桩公案没了呢：第一个公案是我断定你三年停滞，第二个公案是我给你的评论挑了17条毛病。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有什么作品超过了你原来的水平？”朴实的潘岗觉得的确是被艾丰说着了。
艾丰接着说：“我为什么断定你要停滞三年？是因为你当时非常努力，也就是说，你超级的努力把你所有的基础和素质都发挥了，甚至可以说发挥到顶了。你如果要再继续进步，必须在基本素质方面有所提高，比如说理论素养、社会活动本领、文学功底等。这就好像种花的底肥，原来的底肥都用没了，就是马上添加新底肥，也要有段时间才能促使新的花朵绽放。”
“反革命”（4）
潘岗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人谈得很融洽。此后他更加敬重艾丰了。
王清宪，是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上班，艾丰就对他说：“我的办公室，不找你，一般不要进来。”
过了一年，他有些恐慌，找到艾丰：“艾老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直不找我？”
艾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研究生，是我的属下干部。如果你老往我这儿跑，别人会说我给你‘吃偏饭’了。你所有的成绩都会被认为是‘吃偏饭’的结果。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导师当领导有好处，我是导师的时候，辅导你，我对你是正面的，现在你成了我的部下，我对你就是负面的，因为在我的阴凉下很容易把你盖住！”
作为上级，艾丰对王清宪更加严格要求。和国家体改委合作搞的一组关于房改的报道，在艾丰的要求和指导下，王清宪从头至尾改了四遍，最后一遍还是艾丰亲自改定的。现在，这些修改稿的底稿王清宪还作为纪念品保留着。后来，王清宪到《中国改革报》当常务副总编，到《中国信息报》当总编辑、社长，还总是回忆起那段收获最大、心情最愉快的日子。
“执政风格”
艾丰做部主任，除了工作制度和业务建设之外，更重视的是与同事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他上台之初，便向大家交代自己的“执政风格”：
“第一，我的风格是‘诚恳的简单化’。我保证对大家是诚恳的，不会嘴不对心，但方式、方法力求简单。表扬你就是表扬你，批评你就是批评你，不会在批评你的时候再加上许多肯定你的客套话。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必去猜是否弦外有音。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搞那么复杂，大家都会太累了。
“第二，我不怕‘刺头’。保证公正、公平办事。如果怕‘刺头’，不是‘刺头’的同志也会‘刺头’起来。
“第三，欢迎‘拍马屁’。我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