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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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第一段就说：“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者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仍面对着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夹缝。”在报道中他还精心拟制了发人深省的小标题。
“上次采访中，见到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谈话，曾把夏任凡勾勒成一个‘私心很重’又很
‘狂妄’的角色。猝不及防的脏水，曾泼得这个年轻汉子发烧到40度……夏任凡有个贬多于褒的外号：‘夏大白话’。整夏任凡时，就有这样的指责：好吹牛，对电车公司职工讲话，说‘将来我们的工作服要比空中小姐的还漂亮’。夏任凡还有个别称——‘夏大胆’。用东北话说，‘他什么都敢造’。就是那些宽容的人，也把它作为‘不稳当’、‘不可靠’的代名词。
“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
文章在最后激情洋溢地继续为改革者鼓与呼，他说：“吹散旧观念的阴霾，扒开旧体制的僵土，让千万企业家幼苗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形成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世人用这个成语比喻人的成败或事的好坏都由同一人造成。《中国青年报》不提名地指出“某中央大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似乎颇有暗示“成也萧何（艾丰），败也萧何（艾丰）”的味道。
成也“艾丰”，说得不为夸大，客观上来说，如果不是艾丰的报道，夏任凡可能很难有出头之日，但是15年后发生的事，难道真的是“败也萧何（艾丰）”吗？
现在再来翻看艾丰有关夏任凡的这两篇报道，文中确实有对夏任凡的肯定甚或溢美之词，现摘录如下：
夏任凡，这位青年经理，在改革中表现出自己的魄力。他按“严、细、实、新”要求，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他主持制定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贪污票款的现象；他破天荒地部分解决了早班职工吃早点的问题；他倡议建立了无线电指挥调度系统；他起早贪黑在线路上“摸爬滚打”……
夏任凡浮沉（5）
但实事求是地讲，艾丰当时说这些话完全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且他运用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分析夏任凡的缺点和错误似乎更加透彻和诚恳。比如：
夏任凡确有缺点、错误。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而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夏任凡承认自己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对记者说：“作为改革者，我缺少免疫力和防御力。”他也曾多次表示：“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上阵。”
怎样正确对待有缺点、有错误的改革积极分子？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帮助改革者？怎样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怎样警惕看人问题上的“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怎样防止下面的矛盾到上面找“根子”，上面的矛盾到下面找“靶子”的现象？
艾丰说：“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这篇报道的实质是就事论理，希望通过个别人的遭遇让大家认识上面说的这个道理。”
何以面对
15年后夏任凡的结局，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艾丰知道以后非常痛苦：这个自己当初曾经倾注过心血，费了许多周折而重新站起来的人物，为什么多年后竟得到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深入了解夏任凡的情况，只是作为老朋友偶尔相遇，他说不出其中深刻的原委，而只是陷入深思之中。
艾丰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人物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所以报道也必须以多侧面报道作为指导思想，从夏任凡身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为夏任凡说话的报道中，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后来他恢复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要否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对他最担心的，是我在报道中说的那句话：‘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直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
对夏任凡这个人物的最终下场，我们仍可以用艾丰的一段人生感悟《好人和坏人》去体悟。艾丰是这样说的：
坏人的误区：执迷不悟。
人犯错误，不见得都知道。糊里糊涂犯错误是常见的。
人做坏事，常常是明知故犯。贪污不对，受贿不对，盗窃不对，踩着别人向上爬不对，谁不懂？
有些犯罪的人，你会觉得他很蠢。难道你做这样的坏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会把你抓住吗？有人拼命搞钱，难道你要那么多的钱，不怕一花就露馅吗？
不是他们智力低下，而是“执迷不悟”。“迷”上了某个东西，便连常人的智力也没有了。
迷什么？权、钱、名、色。这四样东西，应该说都是好东西，但就是好东西也不能迷，一迷就完了。
“高官”艾丰：走向总编辑的历程
第一节锤炼“权术”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
——陈毅
“权术”这个词汇，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说谁搞权术，等同于说谁搞阴谋，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丰对权术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权术和学术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应该有褒贬。搞学问有学术，学术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权术也同样有高低、对错之分。掌权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术可言，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对权术——也就是掌权的规律有所了解。
有一次，艾丰与一些省级领导吃饭，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任何人要掌好权，不讲权术是不行的。一位省级领导说：“这个观点比较新鲜，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一般人可能这样想、这样做，但不会这样说。”
艾丰笑着说：“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弯路，有了不少教训，才悟出来的体会，自己做得并不好。”
陈毅的报告
艾丰永远牢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听的一场报告。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中央领导给大家做报告。
1961年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陈毅元帅，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
这一期毕业生赶上了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校里还有“红专辩论”、“双反——向党交心”等。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同学们都写了不少所谓的“向党交心”的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编造自己的问题，并且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个人的档案中，成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记得陈毅老总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说道：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那里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落了泪。
后来，艾丰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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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1）
在中国，有正义感不怕吃亏的人不少，而吃了亏能屡挫屡奋，葆有正义感的人却不多。
为人家说话让自己倒霉，艾丰一生中有过多次。艾丰不以为悔，还总觉得自己比较“皮实”，一生吃亏也很吃得起，吃了亏还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丰打成反革命，“罪状”很多，列几条看看：
一条主要“罪状”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资派丁莱夫”，另一条“罪状”是“给叛徒翻案”，还有一条“罪状”是“反林彪”。
在两年多的“审查”中，艾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说：“那个时候，人们想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飞来的灾难、天大的冤枉，艾丰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积极总结：“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原则都是实事求是。”
这些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艾丰的本性。有的人认为艾丰是“傻子”，有的人认为艾丰“聪明”。艾丰宁愿把自己归入“傻子”行列。他告诉别人，如果有一天他写回忆录，定名就叫《我一生做了哪些傻事》，书的序言是《我的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这里埋葬的是一个被大家都认为十分聪明的大傻瓜”。
用人有方
聪明也罢，傻瓜也罢，一转眼，疯狂的年代过去了，青年时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沉淀，变成了厚重的生命积累。时代在酝酿着下一出戏，在那出戏里，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了真正的“领导”。
艾丰在这个角色上演得十分出彩，让观众受到感染，为之赞叹。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合成经济部，艾丰出任主任。刚上任，他就发表了本书前面章节引用过的那篇就职演说，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中国经济全局有总体把握，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只具备半个条件，但他表示要尽快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除了研究经济问题和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艾丰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探求领导艺术——“权术”。
艾丰几乎日夜都待在办公室，白天完成公务，晚上写作看书、找人谈话。
这时的经济部，是由50多个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艾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一份全体员工名单，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研究这份名单。他点着烟，眉头微皱，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做些记号，然后再誊写在自己特意准备的小本子上。他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需求和每个人的发展前景。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部主任不仅是让人家干活，更要关心人，努力满足他们的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