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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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后进一步抓质量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各地领导也用“万里行”的精神去鼓励新闻记者。3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全省新闻记者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觉得中央几家新闻单位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好，碰到好的表扬，碰到坏的批评。先进的受到鼓舞，并感到不足；落后的受到鞭策，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去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大家写了不少反映质量问题的报道，但是还有点一般化，对质量问题触及不深、震动不大。这次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没多长时间，就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冲击波。把质量问题一捅，工人、厂长、省委书记都被触动了，今年，大家要多写一些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的报道，在社会上形成‘冲击波’。”
　　

震动了全国（3）
截至1992年5月，“万里行”活动开展3个多月，发通稿70篇，发选用稿10多篇，中央报纸刊出了400多篇，加上地方报刊选用的稿件，一共有1000多篇。广播、电视播出了200多次。在这些报道中，“万里行”表扬了60多个先进单位，批评了20多个产品和厂家。正面典型，为企业抓质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反面典型，又成为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抓质量整改的实施对象。
　　工商企业在“万里行”活动开展后，自觉地把产品质量问题与本企业的生存问题挂上钩。许多企业派代表主动到北京“万里行”组委会，查询有无投诉自己产品的信、电。像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重庆嘉陵机器厂、山东琴岛海尔集团公司和广东万宝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万里行”组委会刚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后，就赶到北京问自己产品的遭遇。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的副总经理听到至今还没有投诉“东方齐洛瓦”电冰箱的信、电，竟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咯咯”笑出了声。还有近100家企业在收到“万里行”组委会转去的消费者投诉信后，立刻上门为消费者服务。如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收到投诉信的第三天就向组委会反馈了用户表示满意的信函；山西长治洗衣机厂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为用户调换了洗衣机；上海洗衣机总厂接到组委会转来的投诉后，立刻派员乘飞机前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顾客感慨道：“我当了‘水仙’的上帝！”许多消费者打电话给组委会时，激动得声音发颤。
　　老百姓对“万里行”的拥护打从心眼里来。电视采访组从2月15日出发，至3月26日归来，经过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沿途群众像欢迎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归来一样，高速公路收费站让采访车免费通过，出租汽车也为采访车队让路，路旁经常有人夹道欢迎。
　　

行进中的总结（1）
4月27日上午10点，正是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开幕的时候，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范敬宜、“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和副主任吴昊等。薄一波同志说，“质量万里行”活动，事情办得不错，开了一个好头，效果好，应该肯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把不好的行为曝光了，群众很满意。“质量万里行”今后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经常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薄一波同志赞成每年集中地搞一次，就是说要不间断，研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薄一波同志指出：“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从新闻界开始，慢慢把这个风气扩及到其他各个方面。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如吸毒、赌博等，就是要像这次揭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开始突击。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要有所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搞上去。”
　　4月28日下午，###总理在京西宾馆会见了参加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今年开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很不满意。”
　　一个由新闻界发起的活动，造成这样大的声势，形成这样可观的规模，得到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完全一致的支持和赞成，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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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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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