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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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是在复制语言中成长的，六、七十年代的文学话语一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课上，我们读的散文还是以“杨朔们”为主，而这类文体在六、七十年代是普遍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是我们的思想背景。我找到了自己大一时的一篇稿子，像小小说，又像散文，发在一九八三年的校刊上。我自己看了，感到别扭，难以卒读。但这篇稿子，倒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今天的写作就是从这样的字里行间出来的：
记得儿时几个小朋友一起玩，比谁的爷爷好时，我总是尖着嗓门压过他们：“我爷爷最好，我爷爷是摆渡的。”稚气的童声里满泛着自豪感：没有我的爷爷，你们的爷爷过得了河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一些人的心中，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家乡的风俗喜欢以物代名，爷爷给我取名叫“船儿”。而我也实在爱画船。一次图画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支钢笔，叫我们学着画。我想为什么不画点别的。于是，我画了一只船和一个自以为很像的摆渡人。老师理所当然地批评了我一通。可我想爷爷肯定喜欢，我要给他看。果然，爷爷看后不仅夸我，还让贴在河边小屋的墙上。
爷爷的渡口在村前。那条河很宽，架桥有困难，不得不靠摆渡船。媳妇回娘家，小伙子相亲，都要乘爷爷的船。逢到赶集，渡口变成了运货场：鸡鸭鹅，钉耙、锄头、大锹样样有。深夜，对岸也常常传来过路人的呼声：“过河噢——”余音还没有在夜空中散尽，爷爷解开了渡船的绳子：“来了——”
听一位过河的老奶奶说，爷爷的答声有京腔。我不熟悉京腔，但喜欢听，而且学着爷爷的腔儿叫：“来了——”尾声拉得很长，惹得爷爷大笑。
夏夜，天幕上绣满星星。连河里都有。爷爷一点竹篙，船便渡到河中心。河风也没有蚊虫叮咬，爷爷开始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我猜准是打这儿过河的人讲给爷爷听的。爷爷指着天空这乳白色的光带告诉我，那是银河。哦，天上也有河。河东是织女，河西是牛郎，七月初七鹊桥会。我真不明白，天河上摆渡的哪儿去了？要是有个摆渡的该多好！听我一问，爷爷说：“好，好，好。长大了让你摆渡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书里书外（6）
让我摆渡，那好，我可不使木船，我要开轮渡——梦里就是这样的。
一次，我问爷爷：“一天有多少人过河？”
“你数吧，船上有多少双脚印就有多少人过河。”
“那全世界有多少条船？”
“有多少条河就有多少条船。”
爷爷给的是未知数。我曾梦见自己造了一只轮船，自己驾驶，代替了爷爷的船。爷爷不再风里来浪里去。我还要造。造多少？十只，百只，千只……
长大了，我儿时的那个愿望越发强烈。考大学时，我填报了两所学校的船舶专业。
可是，我接到的是一所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我意识到自己不造船，而是拿粉笔头。拿着通知书，我叹了口气。
我去向爷爷辞行。爷爷解开上衣纽扣，把手伸到里面的小袋子摸什么。小时候，当我在爷爷膝下不知为何事而哭得伤心时，爷爷常这样，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个硬币，说：去买糖吃吧……
爷爷摸出的是一张发黄的纸。他用使惯竹篙的粗糙的手，把这张折痕历历、破旧了的纸慢慢展开，原来是一张铅笔画。
歪歪扭扭的线条，粗细不匀的笔锋，一只船，一个比例失调的摆渡人——这不是以前我画的那张图画吗？我曾把它贴在爷爷的土墙上。
我的心一动，从爷爷手里接过自己的“作品”。
“船儿”，爷爷喜欢叫我的小名，“你爷爷是摆渡的，你这个孙子也要跟爷爷一样啊。”
我也是摆渡的？我一楞。
爷爷先是一笑，然后说：“没有老师，你肚子里能有墨水？能跨进大学的门槛？这就像我不摆渡，别人过不了河。”
我恍然大悟：教师——摆渡的，摆渡的——教师……
爷爷还要说什么，对面过河的人喊了“过河噢——”
我赶忙叠好那张画，跑到渡口：“来了——”
冲击了我们的文学观，并且拓展了我们视阈的是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小说革命”及当时的文坛。各种与以往阅读经验不同的文本，以及眼花缭乱的新思潮改变了文学史教科书的结论和课堂的秩序。虽然北京的文化沙龙、画展离我们遥远，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遥远处传递到校园。喧哗与骚动，也是我们校园的写照。
正像后来我们意识到的那样，人文学科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领风气之先。此时的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中仍然是最重要的系科，考生报考中文系的仍然众多。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共识之一，文学一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的活跃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重返自身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在从“*”到“新时期”的过渡中，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既承担了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引领、文本的生产以及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经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文学批评，既介入了文学史进程，又介入了公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当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反响。中文系的学生贴近了时代，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的人增多，与八十年代这一大势相关。
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别的系科学生更具优越感。但中文系学生的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末期后逐渐消失，人文学科中的史学、哲学专业越来越少考生报考；因为外语作为工具的原因，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长盛不衰，但其他文科的学生则以为母语都没有学好的学生如何学好外语；法学和商科在这时崛起，计算机、电子、信息之类的工科逐渐成为招生的热门专业。社会的变化，在校园里同样反映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长。九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在大学逐渐边缘化，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从许多校园中消失，母语的危机也成为最大的文化危机之一。
书里书外（7）
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当时疯狂购买的许多文史哲著作也未必全读懂。但那时只要有新书一出，无论是本土学者论述新思想的书，还是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都迅速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成为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援西入中，一时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维。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这个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背景，甚至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在苏州这样一座小城，虽然新华书店无法和上海、北京相比，但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快地买到我们想读的部分书，我们学校小书店也不时进来一些新书。大学毕业后又住在校园里，有事没事就往小书店跑，这个位于学校中心的小书店因为专营学术书籍总是挤满了淘书的人。但这一状况慢慢改变，无论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还是校园里的小书店，越来越少我们想买的书。以前只是偶尔去上海买书，后来不得不常去了。终于有一天，校园里的小书店只卖电脑书籍、外语考试类书籍了。
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再走进过这间不断变换承包人的小书店。刚进大学时，在一个亭子里，我穿着一件军装，手扶栏杆，微笑地望着前方，这个动作被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我视线的前方，就是附近的那间小书店。我的照片已经发黄，亭子不时被刷新，书店曾有的学术气息早已在这个校园的上空弥散消逝。
中国大学的围墙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倒塌的。但是，强调学生的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个不变的原则。那时，我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出游，不仅因为交通不便，不仅因为经济困难，还与教育的方式有关。终于有一天，我们有了游学的机会，这也是中文系第一次组织一个班级的学生去外地作文化考察：我们班级集体去绍兴参观鲁迅的故乡。
这是我第一次朝圣，一九八三年暮春三月的绍兴之行。纸上的江南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作者写《与陈伯之书》时，可能没有见到遍地的菜花。田野的菜花，是三月江南的一大景致。此时江南的颜色只是以姹紫嫣红点缀，除了遍野的绿，应该是遍野的黄，菜花的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颜色衬托下傍晚从南门码头坐船往杭州的，再从那儿转道去绍兴。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鲁迅，就像今天还有许多迷惑一样。我们几乎是按图索骥，去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去了当铺，去了鲁迅外婆家。在咸亨酒店，我们都学着孔乙己的模样写茴香豆的“茴”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看展览时，我们都留意有无朱安的痕迹，自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上海时，我跑到了虹口公园，和几个同学一起，向鲁迅的塑像致敬。在暑假去北京开会时，我也曾想去鲁迅博物馆，看鲁迅笔下的那两棵树。这个愿望直到二六年十一月才实现。北方的秋意虽然比江南浓了许多，但在北京的最初几天，和在江南一样仍然没有特别的感受。五日上午在去鲁迅博物馆的路上，我才有了秋风卷落叶的感觉，坐在会议室内，阳光从天窗穿过，照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用空调或者暖气调不出来的暖意。会议室的砖墙上刻着鲁迅杂文集的书名和篇名。能够把时空凝固，或者能够穿越时空的东。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8）
西，也许就是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灵魂。但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很少有人能如此的自信，自己的文字能够被后来者刻在墙壁上的毕竟微乎其微。我们在这样的空间中讨论莫言的作品，讨论文学的话题，自然还要说到“知识分子”。环顾四周，顿生时空错落的感觉。午间休息时，我们都挤到了鲁迅的故居里去寻找那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还是枣树；枣树早已死去，但文字留给我们的记忆却让我们相信枣树仍然生长着。在小小的院子里，我们说着鲁迅和朱安和许广平，现在能够公开谈论的爱情故事，都是与那些作古的人相关，活着的人似乎已经没有爱情可谈。
这是和二十多年前的绍兴之行不一样的感受，我也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