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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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要求音量调小，以免影响别的教室看书的同学。那些年，把体育比赛和政治激情联系在一起是正常的想法。
　　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大量生产是后来的事情。风行一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成为我们每周必看的电视剧，当时日本电影在学生中也深受欢迎。在三楼的大教室，只要是在播出《姿三四郎》，教室便人满为患，门口也挤满人。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有一句台词，我始终印象深刻，毕业后好长时间我还用这句话引导我的学生：悟性就在脚下。
　　现在已经充斥电视节目的武侠电视剧在当时几乎很少在电视台播出。这也与我们对通俗文化的认识有关，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没有以经典之作进入大学讲堂的。九十年代以后，金庸被一些学者列入现代小说大家之前列，而且排除了茅盾，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不必说在八十年代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了。其实，即便在当时，对通俗文学评价的分歧也逐渐浮现，并非“一边倒”。唐彛�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便增加了张恨水的内容。据说，有些先生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通俗文学，但关在房间里时也一样收看武侠电视剧。这样一种分裂的状况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有了大的变化，现在打开电视机，若没有武打片，大概是不正常的，而武侠电视的风格在有了《武林外传》后甚至也到了“后现代”。前些年金庸先生到学校讲学，有个学生上台请金庸先生签名，说他从早上开始就在学校大门口等金庸先生的到来，等了一天。我从未看过一本完整的武侠小说，但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电视连续剧本《射雕英雄传》。八十年代初期，苏州好像只有平江区的一个会堂专门放录像。临毕业前夕的几个月，我们几个同学路过那里，发现在放《射雕英雄传》，就进去了，由此欲罢不能，尽管不能每天晚上都去，但隔三差五就跑去了。一个晚上放两集，只要两元钱门票，在能力承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不是连续看，想象和疑问也就留着，前后猜想，情节也就连贯起来。毕业前夕的无聊苦闷，也在想象武林中短暂地烟消云散。片子终了，华山论剑，欧阳锋已经不知自己是谁，他的“我是谁”的发问，让我们几个同学在散场后有了幻灭的感觉。几个人走在临顿路上，发呆地望着初夏的天空，空中无大雕，我们手上也没有弓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3）
阅读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阅读中成长。
　　大学一年级时，我曾经注意到，一些图书在我和别的同学借阅之前，有长达十多年没有人借阅过。当年图书馆的图书在封三通常插一张借阅的卡片，写有借阅时间和借阅者姓名。有的卡片上是我的老师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借阅记录，中间隔了十多年以后我的那些师兄才接续上，不同色泽的笔迹透露了不同年代的气息。有不少小说和文学史著作中的句子或者段落被毛笔抹去。我在大一时，有不少课余时间是和班上的同学到图书馆整理旧书，把那些破损的书重新包上牛皮纸，再写上书名，我注意了那些借阅卡，无数卡片上的时间都止于一九六五或者一九六六年。有不少图书的正文，在“*”后期已经被处理过。在这种劳作中，我对一个年代的文化约略了解。
　　大学之前的阅读是有限的。现代文学作品，除了读过“*”期间出版的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几本杂文集外，其他作家的文集几乎没有碰到过，只大概知道一点文学常识；外国文学作品，读到的是高尔基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也是在“*”后期；古代文学作品，则是四大名著，读“红楼”“水浒”，都是因为当年的政治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可怜、贫乏的阅读史。我在乡村唯一的收获，是读了若干“十七年”的小说，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那些作品。初中到高中的那几年，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文学读物，在坊间已经可以借阅到《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播种记》、《铜墙铁壁》、《暴风骤雨》、《苦菜花》这类作品了，后来又能读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读到《卓亚和舒拉》。我至今无法用那种完全否定和嘲笑的口吻来谈论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曾经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告诉我什么是革命者、反动派、叛徒、延安、西安；什么是地主、贫农、富农、资产阶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豪门、小姐、少爷、长工；什么是战争、和平、暴力、理想、牺牲；什么是黑暗、光明；什么是浪漫、传奇、爱情、侠义。那时成长如蜕，对一切都怀有好奇和兴趣。这样的阅读生活让我在煤油灯下穿过漫长的田野、村庄，连接起遥远的但从少年时就开始塑造我们的历史。我会置身其中，甚至想过如果自己是运涛和春兰，我回味过白茹和少剑波的对白，也想象过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见面，在最初对爱情的认识里，夹杂着崇高、浪漫、苦难、阶级，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和怅惘。在后来读到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时，我甚至觉得这篇文章也是在写我。在课余时间，除了干农活，我几乎沉湎在阅读之中，而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又几乎是不能公开的，这在那个革命年代也实在是一个分裂的现象。同样，我们又堂而皇之地读到了《水浒》和《红楼梦》，虽然我当时还不能读懂，但这些因为运动而来的收获，在革命的方向上重新拼贴了少年时的文学地图。借书给我的人总是交待我：不要传给其他人，不要说是我借给你的。我现在也不清楚，剃头匠家的儿子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小说。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我每学期总能从他那儿借到几本小说，他只读完小学，整天闲逛。我们会约好了，在晚上，在哪条巷子，他把书借给我，我再把书还给他，像地下党一样。我唯一的一次回报，是高一时送给他一包香烟。我们俩背靠大队的后墙，他先是犹豫，然后接过去就拆包抽起来。初冬的乡村夜晚已经死寂，他使劲呼吸香烟的声音更显得特别有力。他让我等一会儿，便转身回家再拿了一本给我，说回家看吧。我在昏暗的路灯下，急切地打开报纸，这是一本叫《苦菜花》的小说。

书里书外（4）
乡村的这些阅读经验，意外地为我大学期间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打下了基础。我几乎是没有再重新阅读“红色经典”，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学习任务，而且也在作业、发言和考试中有了好的表现。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作品时，那个偷偷借书给我的同乡，正在上海的街头东奔西走。我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比我长几岁的乡村伙伴，听说他长期在上海等城市拾荒拣破烂，据说这活儿可以赚钱。我少年时的伙伴几乎都散了。
　　当初的阅读与专业没有关系，但它融入了我的成长，在课堂上当老师讲起这些作品时，我是带着对人生的体验来回忆我当年对这些小说的阅读感受的。期末考试后，任课老师让同学把我的试卷答案抄在黑板上，我此后的专业选择与此相关。我后来自己也不断修正当年的理解，但这些作品最初催生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念，文学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许就到我们这一代结束了。
　　“拨乱反正”、“打破禁区”这样的词在八十年代是常见的，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禁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后来才了解的。大学一年级上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我也无法明白，有许多文艺作品为何成了禁书。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时期的文献，无意中在一份内部油印刊物上发现了《本馆重新开放的文艺书目》，我才对十年之前的印象有了追问的可能。南京图书馆的这份《书目》分为“中国文艺书目”与“外国文艺书目”两部分。前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李准《李双双小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阮章竞《漳河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种谷记》、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劼人《大波》、杨沫《青春之歌》、曹禺《明朗的天》、冰心《樱花赞》、秦牧《花城》等，古代的有《西厢记》等，近代的有《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夜读偶记》也在开放的书目之中。其中有不少在五六十年代广有影响的戏剧电影作品，如《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甲午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重新开放的文艺作品还包括一些“革命回忆录”。外国文艺部分以俄苏作品居多，也有拜伦、雪莱、席勒、莎士比亚、王尔德、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作品。这份《书目》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这也可以从编者的按语中推断出：
　　近些年来，“四人帮”执行了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许多作家被“打棍子”、“扣帽子”，一大批优秀作品横遭扼杀与禁锢，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时期，被批判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但究竟有多少作品被批判过，从来没有人统计，可能也无法统计。究竟那些书可读不可读，依据的是当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并无具体的界限。《*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解释了中外文艺史，由此规定了文艺作品的生与死。《书目》中的一些“革命*”也曾遭到批判，有些“*”被打入“冷宫”是与某些党史人物在“*”中的命运有关。由这份《书目》可以看出，第一批开放的文艺书目中，“十七年文艺”被《纪要》认定是“黑线专政”，重新开放的书目中多数是“红色经典”和“革命*”。“三十年代文艺”只有少数几本左翼作家的作品被开放，如《殷夫选集》，而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尚未开放；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小说还在“冷宫”之中，不必说沈从文等作家了。由“书目”可以发现，“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欧美现代派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还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在这份《书目》中，几乎不见“现代派”，一方面当年翻译的作品本来不多，另外一方面如何评价“现代派”文艺的问题尚未浮出水面，即使在几年以后，围绕“现代派”文艺的论战仍然是一场恶战。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所知甚少，在中文系的课堂上，以及课余阅读中，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浪漫主义也仍然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苏联文学的“解冻”历史，在八十年代以后才被用来和我们的新时期进行类比。。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5）
令我感慨的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当我以老师的身份讲述“*”前的这些作品时，坐在下面的学生基本毫无兴趣。这些被禁的书早已开放多年，但是当人们获得了阅读的自由之后，这些书中的一大部分基本没有读者，许多作者的名字也已经从人们的口头和书面中消失。只有当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为文学史论述的一部分时，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