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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1部分

小说: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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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把尿布放在灶门口烘;慢一拍则在灶身围根绳子挂尿布,显然这是不卫生的。我老家用了煤球炉,怎么烘呢?传统的办法,是在炉边围根铅丝,类似于灶烘。但现在多是陶瓷的煤球炉,铅皮的少了,传热很慢。寒假在家,我和做了爷爷的父亲想了许多办法。后来还是父亲灵机一动,找到了一只旧铜炉盖。往炉口一盖很快传热。我父亲搬来凳子,就着炉子坐下。湿尿布放在盆里,双手展开尿布,在铜炉盖上来回移动,腾腾热气带着特殊的味道往四周扩散。我父亲吸着烟,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的样子。父亲年轻时脾气很急,这时一点也看不出,做了爷爷的父亲在有了第三代后于温和中显出慈祥。我因此想,烘尿布中也有天伦之乐。这样想来,甚至觉得一次性尿布虽然方便,但不仅奢侈而且使人们失去了体味细腻感情的机会。让一次性尿布见鬼。
  回到学校怎么办呢?父亲要我带上铜炉,我说不要。我说总会有办法。又是雨天,又是尿布成堆。我情急之中,用搪瓷饭盆代替了铜炉盖。饭盆没有铜炉般的眼子会闷息炉火,我就在炉口垫了三块瓦片。我很得意,没有眼子也就没有煤烟熏,这反而卫生。此间,我正在研究散文,想起林语堂所说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 的境界(当然彼炉非此炉,围法也不同),觉得有趣。

融入与隔膜(5)
那时住集体宿舍,小孩的尿声隔壁邻居都可听见,且不用说在外面烘尿布,别人会看不到?婚前大家在一起都说过“大丈夫”的话?我的举措使大家大开眼界,一时有“轰动效应”,褒贬不一。对门阿姨说,你带了头,大家怎么办呢?阿姨的儿子正准备结婚。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喜欢雨天到书店买书。大凡文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癖好,我也算是有自己癖好的文人吧。
  以前,书店少的时候,我(不仅是我)感伤,由书业的萧条感慨文化、学术的衰败;有时进出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看到门面不断变换,原来熟悉的书架上摆满了音像出版物,我虽体味到社会的发展和书店的无奈,但在嘈杂的市井声中我还是仿佛地感到“书”的笔划已经散架。现在,书店多起来了,且有雅有俗;虽然多数书店都“通俗”些,但“大众”总是大众,也与今天文人和学术的地位相称,能有这么个地方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岂不快哉!书店的商业化倾向在高雅的气氛中愉快地发展着。当然,能有坚持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办书店更好。北京有读书人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出差到北京,问起买书的去处,朋友说某书店某书店好,我想去,因为种种缘故到底没有去成,以至上了飞机后,总还觉得有什么事件没办好。
  去书店的人未必都是买书,就像逛商场,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每天大概都有人到书店随便翻翻,所以有些书就像图书馆开架阅览室的书,有污迹,而且起了层。有这么多人翻过,想必是受欢迎的书,为什么不买回去呢?我甚至想,偷书未必就是把书带出去,在书店成天看书何尝不是另一种偷?碰到我喜欢的但污染了的书,即便减价优惠也不会买,这样的书何以开卷又何以卒读?所以我觉得书店应当是最清洁的地方。
  雨天的书店没有晴天的嘈杂,除非来书店躲雨,很少有人在那儿无故乱翻书。雨打窗户如枯荷听雨,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静下心来挑书。爱书的人未必都在雨天到书店挑书,但是不爱书的人肯定不会在雨天到书店来。书店的清静颇让人愉快。
  站在书店门口,我感到初入深秋的冷意和一个人在书店买书的孤单。雨愈来愈大,零落在马路上的梧桐树叶被种种车轮辗过,随即被雨水冲去上面的污迹,车轮又滚过来了。秋天,就这样随着雨水在马路边淌走了。
  不能设想一座城市里没有河。苏州这座城市河水纵横,所谓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人家尽枕河。呆长了,我才发现这水并不怎么流。不流,自然要“腐”,但问题也不全在这里。苏州河水人为的污染很突出,你随便往哪座桥上一站,就会发现枕河的人家把污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泼到、扔到河里。如果有菜场靠近河边,小河也就成了吞吐万物的垃圾站。在一个文明愈来愈退化的今天,苏州人相对文明些,外地的朋友一来就要称道。但我觉得苏州人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那些重新治理了的河水又会怎样呢?
  虽说流水不流,但我还是那样地喜欢水巷。从我所在的这个校园后门出去不远便是那条叫“干将”的马路,马路的南侧就是横贯东西的水巷。以前到校外去,我们都很喜欢出了北校门就左拐,过了桥,沿着河边走百把米,再左拐就进了人家的院子,院子与院子之间没有围墙,因而也就成了“之”形的小路。从这里走过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出了院子就是一座桥,站在桥上你就知道什么叫水巷。因而有不少美院的学生到这里来写生。早上出去跑步,避不开向阳的马桶;晚上回来,人家就在院子里吃饭,当时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那些桌子上的菜往往是毛豆、茭白、蹄膀、马兰头和臭豆腐干。在这座城市呆长了,又走多了这样的院子,你会对潮湿的气味特别地敏感,你甚至会觉得那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就是这座城市的呼吸。我走过的这些院子和我后来到过的那些院子,都长着大大小小的树,因为雨水多而缠绵,树的绿色几乎也是潮湿的绿,而足迹不到的地方几乎都铺满了青苔。夕阳从树的枝叶的空白处漏到青苔里。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踩一踩青苔里的夕阳。在我少年的生活中,也就是在青苔里有了夕阳时,我站在长满青苔的石码头上,提着两个小的水桶往家里担水。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污染,水桶里有时会有小鱼,捉出来,用火剪放到灶堂里一烤,滋味近于现在餐桌上常见的小的凤尾鱼。当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到了一座城市,你如果只从熙熙攘攘的马路走过,未必算真正到过这座城市。城市的灵魂常常散落在小巷的深处,庭院的角落。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院子好穿过了。干将路已经重建。不仅是我们这些异乡人,老苏州们对苏州也会有陌生感。世界就是这样,你会熟悉愈来愈多的东西,但熟悉的东西又会愈来愈少。
  城外有湖。有一天,我站在太湖大桥上说,这就是太湖。北京的朋友说,以前一提到太湖就想起无锡。现在许多苏州人为此而有“醋意”。能够想起太湖,真好。疏远太湖是个错误。但一个城市愈来愈靠近太湖也许又是个错误。太湖不能成为城中之湖,愈来愈多的什么度假区正在把太湖变成园中之湖。这有些可怕。北京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太湖水的颜色。傍晚的太湖水不绿,似乎更近于本色。那几天有台风袭击,太湖上不见风帆,太湖里只有太湖,没有别的。读大学时,我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吴县东山看太湖。东山盛产桔子,我们去时,桔子在似红非红之间。同学都说有诗意,差不多全进了桔园,我则独自坐在湖边。当时我神经衰弱得厉害,校医建议我不要学中文,好像是说学中文本来就容易神经衰弱,你已经神经衰弱,再去学中文那要衰弱到什么程度?我心情颇为黯淡,坐在湖边,想着脑子就是湖,水浑了,就是神经衰弱;水清了,脑子也就清了;又想着秋水是否与长天一色。那天天不长,断云片片,极目处断云似乎傍着湖水在睡觉。这样想觉得好笑,神经衰弱的人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哈欠连天,我是把那云当着自己了。于是想起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的《鹧鸪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我后来对朋友说,情绪不好时看太湖最宜,听的人都很诧异。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
  也许,一座城市就是一首歌。有这种感觉或者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城市的想必不少,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我不想在贬义层次上使用这一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以及她的“市民”都需要重新定义)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或文学的成果不至沦为作为城市消费的流行歌曲。
  我和同学在山上,太湖在下面。
  

昔我往矣(1)
很奇怪,在长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北京也在北方。这有违我读地理的常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中,我们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直到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越过了徐州、黄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问题。火车颠簸,我无法入眠,特别是在越来越靠近北京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时代的冲动。我从广播和车厢同伴的反应中知道,列车正越过黄河。许多人都凑近窗户打量夜色的黄河,而我依然躺着,想象自己枕着黄河穿行的感觉。我少年时有太多的时间躺在田野里,习惯在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聆听遥远的声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线。当北方大地,当不同于南方的植被和建筑,当那些肤色和服饰也不同于南方人的北方人渐次出现在我眼前时,北方的轮廓清晰了,我越过南方到北方。北方有北京,北京在北方。
  我的村庄在苏北。一条长江把江苏分成南北,苏南在我说的那个江南范围里。一江之隔,划出了两个世界。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北方,我们处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带,后来有了苏中的概念,确认了我们原先为自己保留的特权。这不是个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经济的、文化的,因为“北方”是通行的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在同一个地区,和我们相邻的几个县被称为“北三县”。再往北,我们只知道那是比我们还穷的地方,其他一无所知。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嫁,没有愿意往北的。如果说南方还能够顺藤摸瓜地想象,那么不寒而栗的北方则存在于寒冷和饥饿的传说中。我在苏北,但那个大而无当的北方却常常如芒在背,那是一种在贫困之中对贫困的恐惧。
  在进京之前,我们所有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到省城南京报到,集中去北京。正是暑假当中,我从老家回学校。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团委的老师找我谈话,最后是学校党委副书记,一位老革命,把我约到他的住所谈话。我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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