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绝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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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在国外出版发行《救国时报》主编，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即《八一宣言》），就首先在《救国时报》上编发。《救国时报》的前身是《救国报》，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先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陈云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也发表在《救国时报》上；此外，还发表了蒋经国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申明要同他决裂。《救国时报》在苏联、在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写信称赞它是“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好报，并动员干部、战士捐款1300元。
1935年，丽扎与李立三开始单独约会了。
一个初秋的季节里，久别重逢的李立三和丽扎，在莫斯科的小河上荡舟，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做了一次畅怀的深谈。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政治上犯的错误，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李立三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缺乏文化理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不在国内；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这次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耿直爽朗的人。丽扎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丽扎，进而使她爱上了他。李立三将丽扎送回家门口，丽扎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脉脉含情地回眸一笑，撩起裙子进了大门。李立三惊喜地接过这个悄悄送过来的爱情信号，激动不已。两个异国男女相爱了。
李立三很主动，天天下了班都想见到丽扎，经常给丽扎打电话，和丽扎同住的邻居们都熟悉了他的声音，不用问就叫她说：“丽扎，快来接电话，还是你那个中国朋友打来的！”丽扎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李立三努力使她开心，约她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音乐，在音乐会上甚至会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她，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2）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丽扎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他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买的童养媳，17岁时，父亲强迫他们结婚，这是中国那个封建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年纪轻轻的便患风瘫去世了。
李立三的第二个妻子是李一纯，他们曾一起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李一纯另有所爱，离开了李立三。她为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李立三的第三个妻子是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他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她为李立三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李竞，二女儿李力，另一个就是后来找到的谢志佩。
李立三认为：爱情的基础是忠诚，他爱丽扎就要老实坦白自己的过去，他的这三次不幸婚姻有着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自身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是李立三游戏人生，而是他生命的旅程中出现的几次不和谐的音符。值得庆幸的是，李立三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摧垮，那是因为他把爱情置于革命事业之下，他认为爱情不过是事业的浪花而已。听了李立三的叙述，心中的疑团烟消云散，丽扎对他却有了几分同情：一个革命者，他在婚姻上也常常是历经磨难的。尽管他再一次提醒她：“请考虑我的过去。”丽扎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注重的是现在，更憧憬未来。”
1933年春，李立三终于由上海来莫斯科学习的党内朋友周恩来处得知了李崇善的准确消息。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李立三离开上海不久，他的妻子李崇善就生下一个女孩。李崇善无力抚养，且李立三临走时有嘱咐，不论是男是女，都把这个孩子送人。李崇善就把这个女孩送给了一个信得过的老工人当养女。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更大的折磨则是心灵的孤独。她想念李立三，可他却滞留苏联迟迟不得回归，正所谓“遥望归期未有期”，不知何年何月夫妻才能团圆。不久，李崇善被捕入狱。她知道自己作为李立三的妻子身份不同别人，一定是敌人感兴趣的重要案犯，便做了一死的打算。党组织关心李崇善，经多方营救，使她得以出狱。
走出监狱的李崇善心力交瘁，这期间得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扣在苏联，名为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处分，一种比软禁好听一点的惩罚。看那架势，能否回到中国还是未知数。于是李立三托人带信给李崇善，让她在国内另组家庭，李崇善思之再三，含泪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李立三预料之中的，却仍使他很难过。但他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男子汉，不仅不怪李崇善，相反，却表示出理解和同情。他知道，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李崇善在国统区里生活将要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妻子则为他东躲西藏，没过上一天舒心安宁的日子。更何况，他现在旅居苏联，没有确定的归期，让妻子没有了指望，将如何等下去？她是个妻子，是个年轻的女人，她有权利获得更为美满的爱情生活，她也需要身旁有个男人，替她支撑起半边天。李立三感激李崇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虽然离他而去，却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母亲，她一定不会亏待她们的，这使他可以得以安心。这样想来，李立三便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李崇善新的婚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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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3）
丽扎知道了这个消息，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但因李立三心情压抑，她也就不快活，她甚至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安慰李立三，只能用少女的温柔和体贴给予李立三更多的爱。
李立三在苏联还有过一次婚姻。他告诉丽扎，他在莫斯科学习结束后。1932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被派往苏联远东伯力，在华侨中间工作，这期间，他同李汉辅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李立三的第四位妻子。李汉辅毕业于浙江宁波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担任翻译工作，在东方大学与一起学习的沈志远结婚，1927年生下了儿子沈林如。1931年沈志远回国后，李汉辅与李立三结合。1933年李立三回莫斯科，李汉辅回国，两人分手，她在回国途中牺牲。
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李立三最难过的日子。政治上，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是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砧板上的肉，高兴了就挥起“大刀”砍几下，尽管他努力地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却怎么也得不到信任；在生活上，他感到孤独，很多人有意无意躲着他，对他是敬而远之，虽然他也有一些朋友，但毕竟遭遇更多的是白眼和冷面孔；而两个妻子的弃他而去，则是在他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渴望友谊，渴望理解，渴望头顶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轮温暖的太阳。当时丽扎心想，一个职业革命家，生死无定，四处飘零，这些不幸的婚姻是环境造成的。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他的爱更加纯真、温馨、诚挚。她对他体贴入微，像一盆烈火一样温暖着李立三寒冷的心。
通过一段痛苦的折磨，李立三的心境平静下来，人总是要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的。
了解了李立三的几次婚姻情况之后，并没有影响丽扎对他的感情。她只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最后会撇下她一个人。但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李立三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作出了抉择，他要锲而不舍地追求丽扎。他那一往情深的追求，势不可当，于是，丽扎答应尽早地嫁给他。
1935年十月革命节，李立三邀请丽扎到联盟饭店参加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的节日聚会。这个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各种文字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政治书籍，李立三领导中文部的工作，并直接参加翻译和编辑。大厅里，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氛。在共产国际所属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排长长的桌旁，开始会餐。丽扎是参加会餐的唯一的苏联人。大家知道她是李立三请来的客人时，都悄悄地打量着她。丽扎心里有些羞怯，但同志们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亲切的话语，使她感到温暖。李立三主持当天的晚会。坐在主宾席上的他，情绪高昂，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祝酒。在座的中国同志也纷纷站起身，热情地和他碰杯，同时，又借机悄悄地瞄丽扎一眼。虽然是友善的目光，但处在众目睽睽下的她，实在觉得拘谨。她明白，李立三这次请她来，是要她给大家“亮相”的。当时她虽不懂汉语，但她从内心里感到，李立三是这个集体的灵魂。他的智慧、口才和组织才能深深地吸引着周围人，更使丽扎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餐后当她向他表示后，他却向她明确表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组织的调动，回国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