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身体与生命的抗争史:子宫-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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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那一刻比窗外的月亮要亮多了，她说：“小冰姐姐，我这辈子欠刚子的，怎么还都还不上了。”然后我听到她在黑暗中，悄悄地落下两颗珍珠般明亮的泪珠，她就着泪水跟我说：“我多想给刚子哥生个儿子啊，可是……”
在不到一年后，郁刚和刘队果然“后会有期”。郁刚因参与一起重大的贩毒案件，在2005年5月也就是“626国际禁毒日”前一个月被捕。刘队亲自提审了郁刚，而薛涛作为政法记者采访了郁刚。
知道我在写这本书，薛涛无私地将采访郁刚的部分手记交给我。我看着那份采访手记，内心无法平静。郁刚在接受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媳妇儿太可怜了，我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我恨不得她的那些病痛啊，全都落到我身上，我希望所有的那些痛苦，让我来承担，因为她还是个22岁的小女孩啊，作为女人，她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薛涛：你们当时怎么想到在住院时结婚呢？
郁刚：当时跟她结婚，我就是想满足她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是因为病情无法控制她怎么着了，我可能心安理得去接受，那样我会活得坦一点儿；如果是因为我没有钱给她看病而怎么着了，我肯定会内疚一辈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好受的。
老大的女人和她的浪漫婚礼（5）
薛涛：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郁刚：我最最希望我媳妇好好活着。如果我媳妇能看到这节目的话，我就想跟她说一句话：别做傻事，好好活着。希望她战胜自己，活长久点儿，这是我最大的心理安慰。
薛涛：如果现在让你，跟你最牵挂的人说一句话你想跟谁说啊？
郁刚：你是不是在让我留遗言啊？我总有这种感觉。
薛涛：这个不在我们，你也知道，最后的决定权不在公安机关也不在媒体。
郁刚：我要对我父母说，儿子真的很不孝，现在真的长大了，也很想在你们面前，做点应该做的事，但是肯定没有机会了。如果真有这个机会，儿子会做得最出色。
薛涛：如果让你从头再活一遍你还选择这条路吗？
郁刚：如果让我从头再活一遍，真的可以的话，我希望，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郁刚啊郁刚，又是一个至死才想明白生命的意义的活生生的例子。
每次小白叫我“小冰姐姐”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责任要告诉她郁刚不能总在那个江湖里混老大，郁刚如果真的对她负责任就应该早些离开那里，但是每一次话到嘴边我又都咽了回去，毕竟小白从来没有跟我透露过什么，又毕竟我们，仅仅只是病友吧。
当然我彻底出院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之后，才体会到这些病友其实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现在，小白还活着，虽然郁刚不在她身边，可她不再孤独，不再是那个在偌大的北京无亲无友、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儿，至少我们这些曾经的病友都成了她的亲人。
李大夫和那扇神秘的门（1）
在二病房，同样被病友尊为“知识分子”的除了我，还有32床宋可欣，听说是个在读的研究生，31岁，但我从没见过，因为32床神秘的门从不打开。
奥运期间，也就是我保肝期间，我终于得见宋可欣的真面目。那天，为了躲开拥挤，我是吃过早饭才去水房洗漱的，就在我离水房还有几步之遥的时候，紧邻水房的32床的房门打开了。我已经习惯了她的房门紧闭，所以，我有些诧异地闪开，端着水盆，站在那，看着。
首先出来的是宋可欣的母亲，她的妈妈端着水盆，里面放着毛巾香皂和洗漱用具。她妈妈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看女儿，俨然像个给明星开道的助理。好奇的不止我一个，我身边站着两个病友，跟我一样行注目礼。宋可欣出来了，缓缓地迈着步子，目不斜视。因为紧邻水房，超不过10步，宋可欣就站在水池边了。她的妈妈已经把水盆放进池子里，可是宋可欣并不马上开始洗漱。
她站在离水池20厘米的地方，注视着地面，地面上有溅出的水。“谁这么没素质？”宋可欣很想咬牙切齿，可是她的声音让我感觉她在咬牙又咬不住似的。
有吃过早饭的病友陆续走进水房洗碗。病友们边洗边看着宋可欣的满头秀发，啧啧称赞，“你这是化疗以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啧啧，真棒，油黑油亮的，还自来卷。”
另一个病友说：“合适，没花钱烫了个头。”
“没花钱？哼，花好几万呢。”缓慢洗漱的宋可欣尽力地咬牙切齿，可我听着还是咬不住牙的感觉。
关于宋可欣的病情，很复杂，而且大家似乎都讳莫如深。慢慢我知道，原来宋的一家在跟医院打官司。
宋可欣的病情我是从李大夫那一点点了解的。宋可欣得的是子宫内膜间质肉瘤、胃肠外恶性间质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据说全世界此种病例不过10例。通常叫“瘤”的都是良性的，只有“肉瘤”例外，而且“肉瘤”的恶性程度很高。
宋可欣是以子宫肌瘤收治入院的，当时她还不到30岁，刚结婚不久，有生育要求，所以手术方案是“剔除肌瘤”，但是剔除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是恶性肉瘤，于是稍事休养之后，行第二次手术切除子宫和卵巢。然而一段日子之后，肿瘤又在盆腔复发，切除复发肿瘤之后不久，再次复发。这一次，宋可欣的丈夫和父母急了，要求医生写保证书，保证此次手术切除后不会复发，否则，他们拒绝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医生当然不可能写这个保证书，宋可欣的家属也当真没有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日子一拖再拖，当宋可欣的家人同意签字的时候，肿瘤已经盆腔大面积转移，错过手术最佳时机，无法手术，只能放、化疗。但是，宋可欣的病情再没见好转。于是，医患双方开始打官司。
我问李大夫：“如果当初宋的家属及时签字，手术之后宋可欣会好转吗？”
李大夫摇摇头，“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恶性程度很高，很难说；也许及时手术，病情可能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吧。”
宋家状告医院的理由是交代病情不彻底，没有说明病情的严重性，致使没有在发病之初采取彻底的治疗手段。
李大夫说起来有点儿委屈，“我们是没有跟本人交代得很彻底，可是我们跟家属说了。而且，当时也不能判断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最初的手术也是考虑她本人年轻、刚结婚，有生育要求，这也是她本人和家属的要求啊。最关键的是这种病例十分少见，我们也是边摸索边治疗的。”
我后来想，医生们按中晚期的治法对我“狠治”，除了考虑我是腺癌，易复发易转移外，大概也是受宋可欣这件事的“启发”。事实上，对癌症的过度治疗普遍存在，大都采取“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办法，这一切都是因为癌症还没有被攻克。
李大夫是能跟宋可欣家人沟通、进出其病房而不被谩骂的不多的医生之一。说到宋可欣，李大夫的情绪马上就会低落：“做了好几次手术，受了那么多罪，结果还是这样，我们也觉得很痛心，可是病情如此，现阶段我们也没办法。”
李大夫和那扇神秘的门（2）
宋的一家跟医院的矛盾，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不信任，是对医院、医生的仇视心理。这种不信任恶性循环，受害的还是病患。
我记得我刚住院的时候，也曾对医院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普遍存在，对医院的普遍不满，说明医疗改革的失败。我问过Chris，国外的非处方用药、医院用药，出厂价＝零售价，没有人能从中渔利。国外的医疗保险就不说了，在国外政府办的免费医院，是先看病，后交钱，交不起，可以转成长期贷款，慢慢还，几十年也可以。
而如今我们的医院，抢劫式收费，把医院当作企业来经营；绝大多数医院没有政府的支持，既不拨款改建病房，也不拨款购买医疗设备，那几十万、上百万的监护仪、呼吸机，几百上千万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T、核磁得分摊到每个病人头上。
在农村，农民“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在城镇，489％的城镇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该住院不住院。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媒体不断爆出医疗界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丑闻。种种丑闻都揭示出医疗体制改革的彻底失败，不折不扣的失败。现在的医疗现状是黑心医生腰缠万贯，有良心的医生彻底寒心，而最后受伤害的永远是患者。
跟医生护士渐渐熟悉后，我常跑到医生办公室，看大夫们加班，听他们聊病人病情。
我说：“我看香港电视剧里，医院是有公关人员的，专门处理医患之间的问题。咱们医院怎么没有？”
医生们不约而同地笑了，“不光我们医院没有，哪个医院都没有。”
影子去世以后，我问过李大夫关于临终关怀的问题。我同意《西藏生死之书》中所说的，临终的人需要物质关怀，但更需要的是精神关怀；我问他现在医院如何临终关怀？
李大夫说：“没有。”他又说，“其实这是一个专门学科，是需要专门的人去做的。”但是，现在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对病人根本没有人文关怀。
我常常在医生下班的时候向他们提问，后来李大夫说，其实他们很不愿意说这些。大多数医生日常生活中很少说医院的事，医生并非冷血动物，尤其是那些工作不久的年轻医生，他们也会因病人的病情高兴或者难过。
下面的文字是我看到的一篇儿科医生的自述，我摘录如下：
几年儿科干下来，我们已经“变态”了，早晨交班，报告几号床死了，我有时会舒心地苦笑，不是我冷血，而是心理上有一种解脱感。我经常盼着早一点下班，就是希望那些奄奄一息的孩子，在用尽办法后能平安度过危险期，我常常下了班像逃跑一样离开，是不愿看着那一双双忽闪忽闪将要闭上的眼睛。
还有护士，在医疗行业中护士是医生最好的搭档，是医嘱的执行者，医生检查患者并下完医嘱后，除了特殊处置，80％的观察治疗和康复护理是由护士来完成的。执行得好与坏，关乎病人的康复，容不得任何差错，而这些是医生们无法替代的。
而护士普遍缺编是中国医疗的普遍现象。以一顶二或以二顶三，护士的劳动强度超乎想象，每隔三四天就轮到一次夜班，护士值夜班频度之高，是女性从事的各种行业之最。而作为女性的双重责任——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来说，护士的付出比医生还要多。
医生护士每天要面对疾病和死亡，面对许多无能为力的挫败和伤感，面对患者的调皮或挑剔，面对着低薪大强度的工作，甚至还要面对来自患者不解的质疑和谩骂，还要时刻保持微笑。
我住院的时候，实习护士小曾只有18岁，尽管小曾获得大家一致的赞扬，但仍不免有苛刻的病人对她表示不满，一位住院时间较长的大姐劝那个病人：“行啦，别那么苛刻，你想想，如果是你闺女，十###岁还跟你撒娇呐，你舍得让她端屎端尿吗？人家爹妈要是看见了不心疼？”
面对这个病态的社会，我更加希望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能够健康，因为他们的健康关系着更多人的健康，我这里说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