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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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比范仲淹小32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勤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年轻有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颖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颖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1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任，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他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熙宁变法”。为了改革成功，王安石不惜与绝大数亲朋好友断交，如好友司马光、曾布、欧阳修等、弟弟王安国等。可是，“熙宁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硬反对，加上改革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大多数改革派人士的急功近利、盘剥逐利行为，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王安石也背上了黑锅，被辱骂了近千年。当然，改革的失败，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欠缺大度圆通的个性缺陷，也要负一些责任。
我有时想：“范仲淹的名声之所以远超王安石，大概也有他的改革未能完成的缘故罢？”历史上的改革者，如商鞅、赵武灵王、张居正、光绪等，几人有好名声、好结局？“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易中天语）
熙宁九年，三十三岁的王雱去世。年老多病的王安石丧失独子，悲痛难抑；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他心力交瘁，对改革前景极度灰心、绝望。他很坚决地辞去相位，到江宁隐居，并筑了座“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以后，他骑着一驴，出入寺庙，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在此期间，他逐渐放松心情，慢慢从丧子之痛、仕途失意中解脱出来，还做了数首小词。这些小词，笔调恬淡自然，均叙写闲适生活、村野情趣与故作放达的情怀。
如《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
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
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这两首描绘春景的词，语言清新，指事类情，几近白描，贴切自然，有“小院回廊春寂寂”的日景、“梢梢新月偃”的夜景，有“山桃溪杏两三栽”、“花是去年红”的明丽色彩，也有“黄鹂三两声”的声响，“爱闲能有几人来”的“闲”字，从分体现他的淡泊宁静情怀。
脱下冠带蟒服的王安石，从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相府走出，居住在临水的“数间茅屋”里，毫无“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是身着“窄衫短帽”，陶醉在溪水、山桃、溪杏、垂杨、黄鹂、新月的乡村美景了，重新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最令王安石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过着孤寂寥落的晚年生活时，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政敌苏轼，这次前往汝州，路过金陵，特地前来拜访他。
这不免令王安石又惊又喜。一大早，他就骑着野驴，等在了岸边。苏轼望见他的影子，连帽子都没戴，就赶紧从船里，奔出来迎接他，并向他深深地拜了一下，道：“子瞻今日失礼了，竟敢一身便服来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大笑，挽住东坡的手臂，道：“子瞻，礼仪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置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除了个性、政见的不同，苏轼几乎就是王安石的一个“翻版”：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正直热情；皆是天才人物，精通诗文史哲佛道儒，学识魄力是时代的顶峰；地方政绩突出，中央仕途几起几落，但到晚年，都淡薄名利、对自身遭遇看开了；苏轼较之王安石小15岁，考取进士、去世也整整晚15年！
人说“天妒英才”，我看确实如此：老天爷看见十一世纪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英才，要做到心胸宽广、丝毫不嫉妒，难哪！尤其对王安石与苏轼，不让这两个天才折腾一番，闹点矛盾、生些风雨、来点“激情碰撞”，老天爷如何甘心？
这次见面，王安石与苏轼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两人同游钟山，“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相得甚欢。后人的笔记中，留下了他们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诸多记录。二十多天后，苏轼将要离开，王安石竟十分不舍，甚至劝他买田地定居下来，好做个邻居。
苏轼也明白王安石的好意，有些惭愧、有些遗憾，写诗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进入朝廷，顿生不祥；惆怅不已：“司马十二作宰相矣！”
果然，司马光执政以后，连废新法，王安石默然沉痛。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终于抑不住错愕、悲愤，道：“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同一年，司马光也病逝。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之后，原先的“新旧之法”的争论，已经完全变了样，彻头彻尾地演变成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宋徽宗时期，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闪亮登台，利用王安石的声望，打着光复“熙宁变法”的旗号，将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收拾掉”，再将“新法”变成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这样，诸多宋人及明清诸人，都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坚持认为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纷纷跳出来辱骂他，如“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是有靖康之难”，“安石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之类。似乎，王安石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有一位少年朋友，是王安石的“骨灰级粉丝”，一直为王先生受到的指责、诽谤而愤慨不平，曾问我：“你欣赏王安石吗？”
我说：“非常欣赏，‘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酷毕！”
小朋友开心极了，又满怀欣喜地说：“那么，你一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咯！”
“这个，这个嘛……”我竟有点嗫嗫唯唯，不知如何回答。
我推开窗户，看见黄浦江两岸，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开发。我想：社会需要发展，旧城改造是必须的，拆迁也是应该的；然而，即使规划是极为先进、完美的，强制拆迁就是合理的吗？……
这样细想，实在头疼得很。我索性甩甩头，以这样的方式，彻底结束了这个苦恼的问题：
“今天，我在书房里悠闲地喝着茶，自然是敬仰王先生的人品，当然也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反正，我又不是11世纪的宋朝小民……”
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晚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城外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等。
苏轼：明月几时有（1）
元丰二年（1079年）7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等文中的残语断句，以“谤讪新政”之罪，逮捕了苏轼。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苏轼无辜下狱，时不时地被拉到御史台狱接受严审，相信政敌绝不会善罢甘休。一次，他见人送来几条熏鱼，霎那惊出一身冷汗：“完了，完了，我死定了！”
原来，苏轼与儿子苏迈有个“秘密约定”：如风声不妙、死罪难逃，便送来一条鱼。眼下一见“熏鱼”，他顿时一阵伤心，一阵绝望，一阵恐惧，跌坐在地。
摸到身下又凉又硬的地板，他想到自己死后，妻儿家小的凄凉情景，心头蓦地一痛，潸然泪下：“闰之和孩子，可怎么办？只能跟着子由了……”
想到子由，突然“哎呀”叫了一声，情不自禁的站起，在牢房里来回走动，心中怦怦乱跳：“子由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罪？我为甚么只想他来救我，却不曾为他处身设想过？可怜我们兄弟一场，到死不能见面，少年时还约好要‘对床夜雨听萧瑟’呢……”悲痛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子由，我先走了，你的情谊，我只有来世报答了。”随即写了一首诗，叮嘱狱卒转交苏辙：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看着狱卒的背影离去，苏轼长叹一声，慢慢陶出藏在胸口的青金丹，那是“有尊严地死去”的备用药物。他望空中拜了两拜，祈祷菩萨，保佑弟弟及家人健康长寿。这时，他想到苏辙以前对自己“谨慎择友”的忠告，今日果然栽倒在一些“好友”的身上，顿时对子由洞悉人情的能力深表佩服。他曾经得意地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泛爱天下之士，无贤不肖欢如”，如今又如何？思来想去，不由得苦笑：“放眼望去，只觉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今日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他无意中暼到一旁的饭菜，登时觉得肚子饿得干瘪，干渴更是难忍，毫不踌躇地端起就吃，心想：“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怎好进了阴间地府，向阎王陛下讨饭吃！”
待到吃饱喝足，连那鱼骨头都嚼着吃了，苏轼精神振作起来，随手将青金丹扔掉，心想：“即使要死，死前也可能跟子由见上一面。反正在劫难逃，他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悉听尊便！”心里更加无所谓了，忽然摸到脸上的泪痕，忍不住自嘲：“苏轼啊苏轼，你这人忒也无用，适才竟然吓哭了，要是给人知道，脸往哪里搁去？”
他再不去想那些生死攸关之事，倒头便睡，鼾声如雷。
事后才知，那条“熏鱼”是个“误会”：苏迈托人给父亲送饭，送饭的人不明白这个“秘密约定”，还特地熏制了几条鱼，以给苏轼补养身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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