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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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交往，让杜拉斯写出了《琴声如诉》。安娜？德斯巴莱德和肖万的歌，是她躺在雅洛的怀里听的歌。她好像屈服于她对于他的那种强烈的爱，她想抵制，但有些不可避免的东西迫使她这样做。她就像“走向断头台”一样，她说……
　　她喜欢这种混乱的局面，在这种已被推向极致的混乱中，难以解释的东西清楚了，在这种神奇的紧张状态中，灵魂的秘密暴露了。
　　就在这种可怕的爱情中，她得知了母亲的死讯。她赶去了，后来在《物质生活》中将会讲述，是雅洛陪她去的，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做爱，好像死去的母亲、可恨的哥哥和她本人的相聚会使她回到西贡的可怕的日子，让她想起严重的家庭纠纷。小哥哥哭着喊着，不想听见呻吟和耳光声，话说得毫不留情。别人告诉她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和大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切都完成了，她的孤独和受排斥得到了最后的证明。在大哥匆匆召来的公证人那里，她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遗产，她也不想追讨自己的权利，失败已成定局。大哥几乎继承了一切，他马上就拿去赌了，从此，她将拒绝见他，让他自己毁灭，让他留在自己的黑夜里。后来，她得知他死于破产，死于贫穷，但埋在母亲的身边，埋在一个她甚至连名字都不想提的墓地里。在卢瓦河边，这是当然的……
　　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她并没有着手写书，但在她心中，作品萌生得很快，它来自已经消失的记忆，来自表面上的沉默，猛烈地、断断续续往上涌，发出失望的叫喊。与雅洛的那段爱情其实是一段虚假的关系，当时，她正在寻找最初的联系，这段临时的爱情并没有揭示爱情的本质。她知道历险是孤独的，她的命运就是写作，惟有写作。
　　不过，她还是出版了《街心广场》，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小贩，两人交谈起来，无所不说，又好像什么都没谈，是那些“被抛弃者”的语言，沉浸于往事之中。他们深感失望，没别的办法，除了这样空聊。就像贝克特的人物一样……
　　故事中出现了复调歌曲，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重要，而且并不成功。《街心广场》既不是一个短篇小说，也不是剧本，而可能是未来的杜拉斯风格的雏形：无法确定的文体，语言自由流动，一种没有明确参照的文体，它可以成为电影、剧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慢慢地，杜拉斯的想象空间扩大了，开始歌唱世界。著名的《音乐》开始了……
　　

第四章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作（1）
她总是生活在极端的状态中，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暴力中，或隐居或展示，用她的话来说是“处于风尖浪口”，这几个字自动来到纸上，其实她并不真的愿意，它们来到书中，来到文章里，来到“所有的东西”里。1957到1960年间，她曾对新闻感兴趣。酒精，与雅洛打得火热，使她陷入混乱状态，就像受了伤一样。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自卫的本能，不是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使她能从痛苦和考验中获得新生。她接受了《法兰西观察家》的约稿，开始为报纸写东西。然而，她区别对待新闻写作、日报的专栏和文学写作，她认为书是可敬的，赋予它一种神圣的作用，但她也想让报纸上的文章更多地受到尊重，更加道德。她想尝试一种“主观”新闻，其时效性要求作者真诚而充满激情，但没有去做。“为报纸写作，”她说，“必须一气呵成。不能等待。所以，作品必须能让人感到这种紧迫性和强制性，并且允许有些差错。关于写作的这种不完美性，我并没有感到不高兴。”文学和生活上的种种意图互相协调和结合主宰着杜拉斯以后将要展现的作品，《琴声如诉》将成其象征。她想在这种暴力状态中写作，那时，被长时间遗忘在角落里的图像从黑屋里纷至沓来。让它们重见天日，就是让它们在原始的青春活力中振作起来，就像世界之初一样。
　　外面的世界，一切都使她感兴趣，巴黎的市场、处处可见的种族主义、强奸犯和巴黎对阿尔及利亚人盲目的压迫、明星、加尔默罗会的修女、女画家和郊区无耻的罪行。
　　她也应邀写稿，为稿费写稿，但那些稿子无形之中有助于杜拉斯构思神秘的故事。她有时凭直觉所涉及的现实（她写过玛丽娅？卡拉１，尽管从来没有听过她演唱），也是充满诗意的素材，她试图弄清其意义，她把某一阶段的编年史写成了一个故事，把生活中所有的事都写了进去，使之有了一种具有思辨色彩的厚度，让作品起了应有的精神作用，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她对《街心广场》中已经展示过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那种迷恋来自她内心对非正义的恐惧。好像这封闭的爱情、母亲的死亡、经历过的所有考验、漫长的战争诉讼，使她心里更明、眼睛更亮了。隐居使她对周围的一切看得更清了，使她的目光更加敏锐、正义感更强。
　　当她转身看世界的时候，还是非常无情和痛苦的。于是，在那个时候，她产生了一种控诉的需要，想说出它的事实。特尔斐城竞技会那样的大喊大叫的演说出现在了她未来的作品中，被占时期，她已经在生活中体验过，现在，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工具本身。
　　日常工作使她事务缠身，用她的话来说是“多种生活”把她带入了世界的痛苦中心。她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本能，能够看得更远，听得更清。她知道，她的作品可能已经抓住情人们痛苦的爱情和极端孤独的灼热的中心，但她发现世界的故事讲述的是同样的流浪、同样的痛苦和同样的孤独。她对所有像她一样感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她说他们是“外面的”人，也就是在沉默中与别人处事不同的人。她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使她能够看见别的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她独自捕捉到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场景，后来在她笔下变成了一个中篇，一个剧本，一篇短短的道德杂文，它们猛然扑到纸上。她不怕弄错，甚至承认自己的错误，“收回权利”，她感到自己好像错乱了，在完成一项虚幻的任务。她周围的人已经发现她的这种想穿越镜子的态度，她还声称确信自己能把事实看得更清，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慧眼者。她说她有这种才能，能凭直觉，在瞬间明白一切。她还带有一些神秘感，补充说，她有“这种”才能。
　　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从事新闻工作，好奇心极强。她潜伏着，似乎准备迎接一切。她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表面上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在等待的事情，而是抓住一些小事情，研究它，破解其难以解释的运动，用娜塔丽？萨洛特１的话来说就是“潜台词”，因为一切都在悄悄地说话，一切都有着什么意义。她站在别人决不会去的地方：寒冷的早晨，哪个记者能在圣日耳曼－代普雷看见好像只有她一个人看见的场景？“星期天的早晨，十点钟，在雅可布路和波拿巴路的交叉路口。”那是在1957年。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受到了威胁，被怀疑串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个年轻的花贩推着一辆小车，怀里满抱着玫瑰。两个穿便衣的人“朝他走去”，问他要证件，他们掀翻了他的车子，抓走了这个流动小贩。　一个女人表示欢迎，大声地说道：“如果每天都这样做，社会渣滓很快就会清除。”另一个女人则捡起地上的鲜花，在那个阿尔及利亚青年被押上军车之前，付给了他花钱。杜拉斯捕捉到了这一场景，立即勾画出了一幅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肖像，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一个女人默默地捡起鲜花，另一个人则是满腔仇恨。她就是用这种司空见惯、微不足道的生活场景来创造新作品的。作品很简洁，就像是一声叫喊，一声反抗，更像是电影和摄影艺术，来自她对世界、对它颤抖着的东西、对它的回声的一种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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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作（2）
普鲁斯特在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愿意付钱给人，请他们倾听他的心里话，然后抓住他们的反应，发现精神领域的真正本质。杜拉斯以这种方式写作，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回想起她目光中的那种热情，面对着她是不可能撒谎的，她好像永远知道对话者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哪里说话。
　　对她来说，从事新闻写作是认识事实真相及其背后奥秘、弄清其基础和原因的另一种办法，而桩基却往往不牢或者会移动。新闻促使她考虑一些问题，感受这个世界：她的工作具有破坏性，影响人们、让人不适、让人重新考虑得到的东西。小纳蒂娜的劫持者最后能打动人吗？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故事，它和两个人联系了起来，一个是受害的女人，另一个是所谓的强奸犯，他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了一刀。杜拉斯是否知道安德烈？贝尔托德的秘密？“安德烈？贝尔托德和那个年轻女人是否是恋人？”我们看到，杜拉斯式的不懈演绎总是让人思考，甚至给社会带来危险。透过这些事实，我们后来会同样肯定地知道一桩罪案的真正动机：关于克里斯蒂娜？维尔曼的那篇著名文章就是证明。有头脑的人会质询杜拉斯有什么权利去控诉小格雷高利的母亲。其实，杜拉斯身处他方，她早就占据了预言者的地位，她有这种本领，当轮船把她带回到欧洲大陆的时候，她就在舷墙上琢磨这种本领的用处了。外面的世界使她着迷，她喜欢展现它，给它以意义，并试图理解它。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她身上，一个负责外面的世界，不惜服从它的所有习俗；另一个探索隐藏在心底或黑夜里的黑暗秘密。她试图在两个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极想把被打散和被抛弃的东西重新连接起来。随着世界的堕落，她说起话来就像救世主一样。难以想象的打击——《广岛之恋》一直没有上映——杜拉斯重新找到了作家古老的角色，作家就像船上的望员，像总是在历史的黑暗中照明的火把。她是在现代历史这条摇摆不定的船上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的，就像反对城市法则的安提戈涅一样。她很反叛，极为警觉，消息灵通，头脑清醒，什么东西都躲不过她的眼睛。她的语言喊出了痛苦，同情那些被邪恶的机器压碎了的人，无情地诅咒那些压迫人、让人绝望的人。她的政治言论像古人一样猛烈，震惊了她的读者——“杜拉斯在夸大。”他们说——但在这种猛烈当中，她觉得最能让别人听清她的声音：与萨特或加缪的政治分析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她也在控诉。杜拉斯用与她战斗的敌人同样的武器来砍杀。她对那些她看来是恐怖分子的人语出惊人；她的批评猛烈而迅速，不信任别人，也不细加区分。《音乐》中抒情和流畅的片段，她是用来谈论灵魂的秘密和那些探索未知、探索秘密的软弱无力的生命的。
　　杜拉斯公开抨击主观性。她打算全身心地进入竞技场，立场坚定，充满愤怒，不时犯错，虚荣但有远见。她承认这种接近是正面的、猛烈的，用她的话来说是“野蛮”的。
　　所以，她的批评有时让人惧怕：被她指责为非正义或妥协的人往往都把她当作是一个“疯女人”或者是一个不负责的人。法国媒体，几乎是全部，非常保守的那些，从来不让她进入公共领域。她的言论“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