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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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一般农家的孩子不大会有什么时髦的玩具来陪伴童年，所谓“幼时嬉戏，多习战阵”，不外乎是小男孩们喜欢的官兵打强盗一类的游戏。既然能够自任指挥，看起来张灵甫在游戏中时常扮演一个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的角色。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身高马大，话虽不多却说一不二，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摄人威势，令别的孩子不得不折服，真要干起架来，一般也吃不了亏，游戏的结果，大抵是他这一伙人大喜而令别的孩子眼泪鼻涕大放悲声。也许就是在这类以拳头说话的好战儿戏中，他的小小心灵已经沉浸在令行禁止、敢作敢为的*之中，初次尝到了好勇斗狠的胜利喜悦。
可以想见，靖秀英去世之后，张鸿恩起初几年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照顾田里的庄稼，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幼儿多加管教，只能让他们像野草一样在田野村头自生自长。儿童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时代来自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往往会在他的性格养成上留下最初的烙印，可是对张灵甫来说，由于生母的早逝，母爱慈仪几乎是一种空白的情感，母亲对他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
小男孩没娘管教，老是野在外面打架胡闹也总不是个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张灵甫已经到了该认字读书的年纪，张鸿恩便让儿子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来可以让他多识几个字，二来也可以每天关他几个时辰，让他把时间花在读书上，总好过放任在外闯祸。
村里的孩子们到了求学的年龄，大都就在村子的私塾里开蒙。那时乡村私塾的科目，无非是读些《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稍大一点的再背些《论语》、《孟子》等经书。一般农家的孩子认几个字粗通文墨之后，也就不再继续读书，开始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了。
张鸿恩的秀才哥哥本来就是兼教私塾的，张灵甫起先读书不用去外面上课，每天只跟着伯父学就行了，所以他最早认字是从伯父那里学来的。张秀才有个名叫王朝宾的同乡朋友，也是个秀才，人称六先生，他是村子里专职教私塾的先生，村里的读书人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时常来找张鸿儒串门。这位六先生喜习王羲之的字，写得一手好书法，张灵甫后来迷上书法，很有可能是从小受了这位爱好书法的私塾先生的影响。
张家到了张灵甫这一代，比他们的上一代人丁兴旺得多了，他自己家兄弟三人，大伯家有三个堂兄，叔伯兄弟们加在一起有六个之多，他在其中排行老五，后来乡人也称他五老爷。张灵甫的兄弟们，除了堂房大哥张德甫和三哥张致甫后来在西安的政府里任职之外，其余的人也都和父辈一样，在乡下和西安或务农或经商。
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4）
在张家小兄弟几个中，张灵甫从小读书就显露出颇高的天分。一上私塾，他的兴趣就开始转移到课本上来，玩闹的野性收敛了不少。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小，四书五经读得半通不懂，却能过目成诵，还特别喜欢课本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散课之后，他有事没事就会掏出笔墨纸砚来，按照六先生的教法，在白纸上依样画葫芦，一画就是大半天，颇有定力，连院子外面其他孩童的嬉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具有吸引力了。大人们都说，钟麟读书之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从顽童变成了书童。六先生更是喜欢张灵甫读书的聪颖和这股子执著认真的劲头，直说儒子可教也。
既然有可造之资，张鸿恩就决定不妨让二儿子再多读几年书，在张灵甫读完私塾大约十岁的时候，他把儿子送进了长安县高小。说是县高小，因为西安的半个城也属于长安县管辖，其实学校就在西安城里。城里的小学与乡村的私塾大不相同，当时西学东渐，高等小学堂比村里的私塾新派得多了，校园课室像模像样，学习的科目除了背古文打算盘，老师还教授一些新鲜的科学知识，好学的小学生张灵甫既新奇又有趣，每天上学读书就更加兴致勃勃了，他的学业也越来越出色，还曾经在全县的小学会考中名列前茅。
有一天，六先生到西安城里办事后回到了乡下，一进东大村的北门，他就兴奋地逢人便说：“钟麟这次可给咱村露脸啦，全县会考得了个状元！”从小看大的村里孩子在县里的考试中夺魁，不谛是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六先生自然有理由满脸放光了。张灵甫成了村里有名的小才子。
还在小状元刚出道上小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
皇帝老子一倒，象征着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轰轰烈烈大时代的到来。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民国初年的局势，正应了诸葛亮《隆重对》开篇的一句话，真乃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共和的大旗虽然竖了起来，但是各方势力谁都想拉大旗做虎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宝座还没坐热，就被袁世凯逼下了台，袁世凯做了总统不过瘾，不久之后废除共和又称起帝来，结果搞得众叛亲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好不热闹，全国一派军阀割据的乱象。
在陕西，当时各派势力割据的状况又更甚于其他省份，一省之中既有前陕督陈树藩的残部，还有自立山头的各路军阀，彼此间相互冲突，陕西简直成了一个各派系军队角逐的战场。军阀割据，你争我夺，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由于军阀匪患扰民情况非常严重，乡里经常发生兵匪打家劫舍之事，乡民们连家畜都不敢随便在外放养，一些地方的乡民为了自保还不得不组织神团民团，有些不甘为俎上鱼肉的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干脆怀揣关山刀子走天下，成了著名的关中刀客，他们拉帮结伙做些走私保运的营生，虽然杀人不眨眼，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性情耿介者，常有些不记名利的行侠仗义之举，因而受到当地不少民众的敬佩乃至仿效。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会对他今后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张灵甫幼年失怙缺乏母爱，自小就混在一帮兄弟群中，阳盛阴衰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在童年时代很少受到温柔细腻的情感灌输，而少时家乡尊强凌弱的乱世，加上秦陇地区历来就有的骠悍民风和对忠勇侠义之士的推崇，张灵甫不免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追根寻源，他日后刚直豪爽的个性和强势作风，想必与孩提时代家庭和周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
就在民国初年这乱纷纷的世道中，张灵甫读完了小学。摆在这个聪颖的农家少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留在西安继续升学，或是打道回府，与父亲和哥哥一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张灵甫当然希望能留在西安读书，不过在他这个年纪，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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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5）
他的命运，掌握在父亲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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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才子遇上大师（1）
一
张鸿恩是个地道实惠的农民，一心发家致富，他可能也存过望子成龙的期许，但从他对大儿子张秀甫的安排来看，似乎对学而优则士那套古训并不十分热衷。张秀甫没有机会接受过正规教育，读过几年私塾之后，就一直在家给父亲当帮手，家里虽然有雇工，但张秀甫既要下地，又兼搞些骡马运输副业，一个人里外两头奔忙很是辛苦。一般来说，那时的农村孩子有个高小文化程度，能够识文断字计数算账，已经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张灵甫比哥哥多读了几年书，如今小学毕业也长成个半大小子，如果把他留在家里，多少也可以顶半个劳动力，为父兄减轻一点负担。要是张鸿恩真的这么想，张灵甫就得回家帮哥哥一起打理家业，那他就很可能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从此继承父业，一辈子在家乡务农经商做一个乡绅了。果真如此的话，张灵甫大概还能够有幸安逸一生，最后得到一个善终，但是后面肯定就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中国现代军史上也不会留下他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他到底是比他的兄弟们幸运还是不幸，还真是一言难尽。
张灵甫最终没有回家种地。一来是他读书的聪颖和优秀的成绩，令父亲重新燃起了望子成龙的期望，二来是长房大哥张德甫也在张鸿恩面前替他说了话。
张德甫是长房长子，比张灵甫大十多岁，他为人慷慨又很有长兄的风范，三弟张致甫就是由他接到西安读的中学，对张灵甫这个小堂弟，张德甫也一直很关心。他见堂弟酷爱读书成绩出众，认为是张家难得的可造之才，悉心培养的话，说不定将来能替张家光宗耀祖，如果就此停学一辈子种地，就不免屈才了。于是他竭力主张叔叔让五弟继续升学，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费用方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尽力支持。张鸿恩见大侄子这么仗义，也觉得既然老二能读书，让他再读下去读出些名堂来也好，反正自己家境还过得去，只是大儿子就要再多辛苦几年了。
张德甫后来在冯玉祥主政陕西的时候在西安的建设厅主管过林业，不过这时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小职员，自己的经济也不宽裕，但他还是把张灵甫接到了西安，资助他继续接受中等教育。也因了这层关系，张灵甫后来对张德甫一直十分感激和敬重，尊这位堂房长兄如父。
在读书方面张灵甫的确是很争气，他没有辜负父亲和大堂兄的期望，不久便考入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著名的关中书院，设立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到清末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辛亥革命后不久，学校的名称改成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
张灵甫的中学时代，大约在1918年至1923年之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五四期间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京的*风潮很快也漫延到了三秦大地，陕西各地的学生感到国亡无日，都纷纷起来响应*。当时西安各中等学校时常罢课，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打倒列强”等标语旗子，举行*示威，他们涌上街头向商人和民众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街头演讲的学生声泪俱下，整个暮气沉沉的古城仿佛突然之间苏醒了。
早在五四期间，共产主义的种子在陕西一些地区也开始在悄悄萌芽，*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就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中组织起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传授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与其他共产党先驱一道在陕西各地积极发展建立党团组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吸收了不少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有志青年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在这些陕西青年中，至少有两位在这里值得一提，一位是张灵甫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名叫师哲，他后来成了毛泽东的俄文秘书，*苏联问题专家，曾任*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九十年代撰写了多部*；还有一位就更加出名了，他是邻县榆林中学的学生领袖，也是张灵甫后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他就是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