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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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1)
一
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
关中,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周围山峦起伏,函谷、萧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因位居雄关之中,关中因此而得名。
一提起大西北,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亦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其实,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就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块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可见一斑。这里南依秦岭为障,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外有雄关漫道,易守难攻,内有一马平川,丰衣足食,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从而有了“秦中自古帝王都”之说。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沣京之后,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的京畿圣地。自此,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
光绪末年间,西安市尚未单立,西安城区分属两个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当时的长安县府就设在西安的西大街。说起长安的历史,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著称,长安县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至今还留有仓颉造字台、沣镐遗址、西周车马坑、昆明池等遗址,就连乡民们的平常家居乃至随便砌垒的鸡窝猪圈,都还可能不时发掘出些秦砖汉瓦来,为当地的悠久历史凭添佐证。
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昔日的帝王京畿宝地终于盛极而衰了。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司马迁笔下的“膏块沃野千里”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风光不在,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其后,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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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两年,光绪二十七和二十八年又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馑”。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此时又适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紧接着又被一路追杀,最后躲到西安避难来了。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故都迎来了久违的皇家,犹如回光返照,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但是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祸不是福,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清皇室在陕西一年有余,一应繁杂支取多由陕西供给,贫瘠的陕西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用以支付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陕西农民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要想在长安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简直是凤毛麟角,若论日子还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东大村北门的张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
东大村位于西安南郊,离城里大约五十华里,在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当时有村民近千户。村子的北头住着张氏两兄弟,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张家兄弟祖上的家世,现在已经难以查考,据张家后代的回忆,他们的祖辈世代在当地务农本章关于张灵甫的家世及其早年的情况,如未特别注明,主要依据笔者对张灵甫夫人王玉龄女士、长子张居礼先生和侄子张居正先生的采访。。张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但是两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田产传到两个儿子的手上并没有几亩地,可以说家境贫寒。到了张氏兄弟这一代,两人勤勉吃苦慢慢撑起了一份薄产,总算摆脱了贫困,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兄弟两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相处和睦。几年之后,两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长子不离老家,老大张鸿儒仍居老屋,老二张鸿恩则分到了园子,人称“园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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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2)
论学问,张鸿恩比不上哥哥,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家里只够供老大一个人读书的缘故,张鸿恩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论种地,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张鸿恩自小与农田打交道,平时做事总爱琢磨个究竟,同样的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都称他是耕种状元。分家之后,张鸿恩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当地的穷人家养牛,富人家养骡子,张鸿恩虽算不上富人,却既养骡子又养牛,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十亩良田。别看地不算多,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在陕西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比邻县贫瘠的黄土旱地肥沃多了,地也就特别值钱。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
张鸿恩为人诚实本分,但生性并不木讷,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西北农民相比,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多年之后,他和大儿子在西安开起了米铺,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由于生意不错,后来米铺越开越多,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张鸿恩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土地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亩,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他的晚年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这点身家,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他也的确被划为地主,此是后话。
说到地主,人们可能会联想起早年影视作品中的南霸天、周扒皮形象,他们骑在贫穷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弄得半夜鸡叫对农民盘剥无度,遭人痛恨。不过这种脸谱对张鸿恩显然是不合适的,像他这种不靠祖传,全凭自己奋斗创下一点家业的农民,一般仍不脱劳动人民的本色,凡事还是亲历亲为。他这个地主既不吆五喝六,也不斤斤计较,虽然也雇工,但对下人还挺体恤,在村子里有着相当好的人缘和口碑,再说他自己克勤克俭,也下田种地,收获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又多又好,村民们朴实得很,看重实在的东西,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张鸿恩既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自然就赢得了村民们的敬重。
张鸿恩早年娶了亲,妻子名叫靖秀英。秀英人如其名,长得秀丽端庄,是一个贤惠的内当家,婚后不久,她和张鸿恩便育有一子,名叫张毓麟,字秀甫。就这样,不到而立之年,张鸿恩老婆孩子热炕头,既有家又有业,俨然是村子里颇为体面的人物了。有了这点家底子,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但相比那些在荒年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佃户农家,张家三口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的。
光绪二十九年,三年的大饥荒总算结束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八月里,正是一年中阳光最火爆的季节,一望无际的原野,在盛夏的骄阳下几乎被暴晒得脱了一层皮,田头的泥水踩上去满脚都是滚烫的感觉,就连最勤劳的农民,此时也只想躲在屋子里歇歇脚。
这天,张鸿恩也没去下地,他倒不是要在家里躲日头,而是他十月怀胎的婆姨又生孩子了,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也就是公历1903年8月20日。
孩子出生在三伏天里,酷暑难当,张鸿恩从婆姨手上接过小娃娃,顾不得抹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捧着土布包裹着的襁褓,对着刚出生的二小子左瞧右看舍不得放手。农家多喜男丁,孩子又生得浓眉俊目,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娃娃,也难怪张鸿恩乐得合不拢嘴。
这个当父亲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并不会想到,此刻在他怀里闭目恬睡的小娃儿,有朝一日会横刀越马,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成为改朝换代后那一个“*”里的著名悍将,深得中枢的倚重和宠信,只是他不惜献出忠心和生命捍卫的“*”,最终却以很不光彩的形式,黯然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而他的誓死效忠,也随着失败者的历史,成了一段是是非非的尴尬记录乃至罪孽,他在父亲的晚年给家人带来光耀门庭的莫大荣耀,不久之后,这份荣耀又随着政权的更迭,变成了倒霉的阴影,笼罩在大陆的家人头上多年挥之不去,还连累他的几个亲人先后送了性命张鸿恩因受儿子张灵甫的牵连,于1953年土改期间自杀身亡,张灵甫的幼弟张安忍(阁麟)和女儿张(高)慧君则在*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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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3)
此时的张鸿恩当然不可能对四十多年后的祸福未卜先知,他只顾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
张家兄弟的下一代,孩子取名与字全都以“麟”字和“甫”字结尾,张鸿恩便顺着这个名号,给儿子取名钟麟一些资料和出版物中误作“宗灵”或“仲灵”,皆系音误,张灵甫除原名钟麟外,并无其他别名。,字灵甫。
这个张家的二儿子,就是本书的传主——张灵甫。
二
张灵甫的童年生活很少见诸文字的记载,有的话也仅是只言片语:“幼时与村儿嬉戏,习战阵,自任指挥,授以作坐进退之方,率能中矩。朋辈中偶有龃龉,经片语折中,罔不立效。……迨入学,聪颖异常,每试辄冠同曹。”《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寥寥数语所浮现的一鳞半爪,仿佛是一张曝光不足的老照片,影影绰绰的画面,人物面目一片模糊,只有当他家人的片段回忆串联起这些吉光片羽,已经斑驳淡去的影像轮廓,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张灵甫的童年时代没有享受到多少的母爱,母亲靖秀英在他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撒手离开了人世,留下张灵甫和哥哥张秀甫小兄弟俩成了没娘的孩子。直到好多年之后,父亲张鸿恩才续娶了继母滕氏,继母过门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张灵甫从此多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翰麟和张阁麟,其中大弟弟张翰麟后来因肺病早逝,幼弟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