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梅花醉如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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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由于违反航行禁令还是怀疑船上有什么可疑物品，轮船刚驶出海河不远，驻守在岸边碉堡上的国民党士兵便向轮船猛烈开枪，子弹打在船身上，“叭，叭，叭”地直冒火花。结果钢板上被射出好多好多的洞眼，密密麻麻的像是黄蜂窝。看到国民党士兵开火，船员与乘客们一个个都被吓得面如土灰，纷纷趴在甲板上躲避这血光之灾。我们一家则全藏在与发动机房同层的船舱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竟然压住了子弹声。尽管有子弹不断打过来，轮船还是不予理会，继续前行，最终驶出了海河，进入了渤海湾。
因为这是战争爆发后驶离天津的最后一班船，所以船票很贵。我们一家及其同行者，每人花了八百美元，才获得了上船的机会。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可见费用之高。不过由于付出了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待在船员区，吃他们煮的任何东西——大部分是米饭、青菜和鱼干。我的哥哥、姐姐们清楚地记得船员们在海上捉到了鱿鱼，然后让我们用木炭烤熟了当午餐。
从天津到香港，海上航线并不算很长，在平常情况下，五天至七天便可以到达。但后来家人告诉我，这次航行对于所有的乘客而言，都是一次长期的艰苦跋涉。由于战乱，加上轮船的设备陈旧，轮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如果说，出发时遇到的那场兵燹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场虚惊的话，后来遇到的问题，便是实质性的了。首先是轮船开出后不久，就遇到了飓风。飓风所掀起的滔天大浪，使轮船摇晃得极其厉害，船上的人，包括船员在内，有许多人都因为晕船而吐了，有的甚至吐得很厉害，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根据二哥书中的记述，我们一家中对海浪反应最大的是年纪还很小的我。由于不适应船体的颠簸，我不停地挣扎、哭闹，搞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为了躲避这场飓风，轮船只好在韩国的釜山港停靠，直到飓风肆虐结束，才继续南行。由于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期，船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食品消耗完了。船长由于害怕兵匪的劫掠，始终未让轮船靠岸。嗷嗷待哺的乘客们在自带的食品吃光之后，无计可施，只好高价向船员购买。到后来连船员都没有可卖的东西了，乘客们只好拿出带来的金银细软，与船方交换从前晒干在船上以用做饲料的剩饭剩菜。好在当这场食物危机到了行将无法排解的时候，轮船已驶入南海，香港已经在望。
但这次航行也不是完全乏善可陈。就是在这艘南行的轮船上，我二哥有一天傍晚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遇到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西装和披风，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绅士。看到他态度和蔼可亲，二哥便和他攀谈了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先生，就是大名赫赫的文豪梁实秋！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数年之后，这位大文豪还成为了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老师！这真称得上是奇缘了。
1949年元旦后的第二天，轮船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抵达了维多利亚港。疲惫不堪的我们一家，和船上的众乘客一道，带着满脸的惊奇与慌张，忐忑不安地踏上了香港这块既陌生又神奇的土地。
“小荷才露尖尖角”：找到了父亲（1）
上岸之后，因为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们和三叔一家只好暂在九龙宾馆栖身。我说的是推倒重建之前的旧九龙宾馆，里面有长长的走道和台阶，显得非常富丽堂皇。在我们到达香港的时候，广东还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当时我们相信一旦找到父亲，便会有固定的住处，因此我们家在这家宾馆一住就是六个多月，一直没有寻找固定住处。但是一家人长住在九龙宾馆中，花费也很大。我们家虽称殷实，但在宾馆这样长期呆下去，哪怕是有金山、银山，最后也会花光。没有办法，我母亲只好出去寻找固定的住地，最后与同来的亲属一起，在庙街租下了两套空置的公寓。与现在外观破旧的庙街不同，当时的庙街可是个富人居住的地方，那一带的建筑都是新的，当时像电影明星李丽华这样的名人，都居住在这条街上。
我们一家是在平津战役已经开打的背景下来港的，走得十分仓促，包括马场道的花园别墅在内的许多物业都未来得及处理，因此在住进庙街之后大约半年，母亲见局势已相对平静，便又派年纪最大的二哥回内地去照看天津的物业，这样二哥便成为我们家在天津的留守人员。当时的香港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边境是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出入。二哥回到天津后，统治天津的共产党政权尚未来得及没收富人的财产，于是二哥便住到了我们家在马场道的那栋花园别墅。他一边照看家中的产业，一边在原先就读的那所中学继续其学业。二哥这次回来，一个人在天津呆了一年多。那时他十六七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位高傲的公主。有一天晚上，他约她出来散步。这位女同学虽然接受了他的邀约，对他的态度却相当矜持。自尊心很强的二哥把这当做是那位女同学“不喜欢”他的表示，在首次尝到“爱情”的挫败之后，他心灰意冷，第二天便买了南下的火车票，经罗湖到了九龙，时为1951年10月14日。第二天，解放军部队突然封关，切断了内地与香港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对他“冷漠”的女同学“救”了他一命。要是他晚一天离开，便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而像他这么一个身为“买办”后代、性格又硬梆梆的人，留在内地其后半生会是什么样子，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过了五十年之后，二哥在同学聚会中获悉了这位女同学的联系方式，她“*”后随子女出国，定居在洛杉矶。二人通了一次电话，不胜唏嘘。二哥回香港后，天津的家便交给了一位比较信得过的佣人看守。其实这种“看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过了没多久，我们家的别墅连同放在其中的物产，便全部被新政府没收了。
我们一家来到香港之后，人地两生，母亲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众兄弟姐妹又大小参差，几乎都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一家人要在这里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父亲。二哥回天津后，四姐便成了家中的“老大”，她遵照母亲的指示，带领我的几位哥哥，一天到晚在香港转悠，“侦查”的重点地方当然是港岛，尤其是北角。那时我才四岁，因此没有参加他们的寻父活动。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北角的一所住宅里，发现了父亲！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当我的姐姐哥哥们忽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他一脸惊愕，紧接着又浮起满脸的尴尬。因为那位与他同居的女人、原四海保险天津分公司的秘书，就站在他旁边！见此场景，姐姐哥哥们都愣住了。沉默了片刻，他们向父亲报告了南徙香港的原因与经过。父亲尽管一千个一万个不希望我们来香港，但是当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安顿我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小荷才露尖尖角”：找到了父亲（2）
父亲随我姐姐哥哥们一起来到庙街，见过了我母亲。父母在此环境下相见，自有说不清楚的酸甜苦辣。不久，父亲就用他从天津带来的钱，在尖沙咀东的漆咸道南与宝勒巷的交界处的一栋房子，买了一层楼。这栋楼房共有四层，现在已经被拆改成铁路局大楼。买这层楼房，总共花去了我们家十多万港元，但这并没有伤到我父亲的筋骨，因为他从天津带来的外币与金银财宝，总值有八万美元之多，这在当时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听说名头响亮如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当时带到香港来的钱，也不过二十万美元。
把我们安顿下来之后，父亲依旧回北角与那个女人同居，偶尔也会回家来看看。母亲并不认同那个女人，她曾经为此事老是和父亲吵架，闹到紧要的时候，头老往墙上撞。但是，父亲与她同居已是既定事实，她怎样闹也改变不了，无可奈何。在那个时代，男子娶妾是习见的现象。那位与父亲一起从天津私奔香港的女子虽然没有名分，但我父亲一直公开与她生活，因此在事实上已是我父亲的“妾”。我不知道她什么地方让父亲着迷，我在年纪稍大一点之后，曾随奶妈在北角见过他的这位“红颜知己”，她的长相其实很一般，甚至可以说不好看，与我那端庄雍容的母亲根本不可比，可是父亲偏偏不爱母亲而移情别恋这个女人，所以说人事真是难料啊！这位与我父亲没有名分的女子在到香港前后共生了三个孩子，但据我们分析，只有第一个孩子可能是父亲的骨肉，因为他长得很像我父亲，另外两个是谁的，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半点王家人的影子。现在他们也许还生活在香港，但与我们一家没有任何联系。我母亲显然不喜欢那个严重威胁她地位的女人，但是对她的存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从来没有见母亲在这个问题上向父亲表达过什么，作为一名旧式女人，她只能无奈地接受一个已成为事实的事实，因为她无力改变它。虽然父亲老不回家，但是母亲对父亲依旧一往情深，她常常煮一些汤水，让我们兄弟姐妹送到港岛给父亲滋补身体，这一点一直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据说父亲在与他的女秘书过日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贤慧丈夫与慈祥父亲的形象，与在我们家的样子完全不同。我四姐说她曾经在他们“家”见过父亲背着他那边的孩子拖地板的情景——孩子在他的背上咿呀学语，而他则满头大汗地摆动着拖把……这是多么感人的家庭景象啊！可是这种温馨的情景在我们家中从未出现过——尽管他在我们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
父亲与那女人在香港同居了三四年，后来父亲因为投资失误而花光了从内地带来的钱财，又患上了在当时很不易治愈的肺痨，那个女人见他已没有“价值”，就弃他而去了。
汽车轮胎事件
根据历史资料介绍，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内地涌入了英国管治下的殖民地香港。这些南下的难民，不消说大多数是内地的富户。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带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倚仗这些老本，他们在香港东山再起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衣食无忧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不服水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些从北方南来的移民，在到了香港之后，真正发达起来的人很少，有的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我父亲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位。
前文已经说到，父亲从天津带到香港的钱财，总值有八万美元之多。这笔巨款，在当时能干很多事了。如果我父亲能以这笔款项为本钱，稳扎稳打地发展，在香港是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做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他用这笔款在香港买下一块地，保留到现在，少说也值几十亿港币了。退一万步而言之，就算他没有这笔本钱，以他的商科教育背景、英语读写水准及企业经营经验，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努力开拓，在香港打出一片江山来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至于找一份体面的差事来干，易如反掌。可惜他时运不济，而且他在天性上也不是那种踏踏实实的人。在从天津到香港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