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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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情况来说,尽管当时两国的军工水平还徘徊在极低的水平上,但是比起一筹莫展的印度人来说,上海和大阪的棉纺织工厂简直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
这种幸运还远未停止,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交战双方海军对海上交通线的交互骚扰,使得在那四年之中,欧洲人几乎彻底放弃了亚洲这一广大的市场。现在我们不妨想一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当外来竞争忽然消失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答案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真空,进而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情形都是生产者所最乐于看到的,因为无论生产成本有多高,只要产品一被生产出来,就势必会被抢购一空。当这种超额利润被累积下来的时候,就又会集结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让企业有能力获得更好的技术,进而在战后的时候也有能力继续占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技术充当了资本行进的动力,缺乏技术滋润的资本,很容易在固步自封中变得僵化。
反观中日两国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正是沿着技术的轨迹行进着。
反过来,由于没有(或很少有)技术支持,使得印度孟买的纺织厂在战争岁月中,只能靠增加人工而非机器设备的方法来增加产量,尽管这样做同样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当战争消弭,外国资本重新卷土归来的时候,面对着强势资本的竞争,无奈的印度人就只有裁员一条路可选,与之伴随的则是整个棉纺织行业的萎缩。
一个小小的决定,有的时候可以引发巨大的改变,对于孟买来说,做什么样的决定,权力或许不在自己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的改变就此发生,而且是无比真切,无比残酷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了技术的独特内涵与重要性之后,一个新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中国人对于技术的歪曲心态,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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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资本增长的动力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者在前往新疆伊犁的谪遣路上,接到了一封来自友人的信件。
这个老者叫作林则徐,而给他写信的则是魏源。
在这封信里,魏源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大清海军和英国海军再次开战,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魏源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预料到,由合约而换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在不久的将来中英或者中西方之间,必定再次爆发一场大战,因此必须提早准备。而之所以要给林则徐写信,是因为林则徐曾有过与英国海军正面对抗的经验,也曾多次击退来犯的敌军,在和西方国家作战方面,他绝对是当时的权威人士。
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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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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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异在劳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有些人却难于维持自己的生活,当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快被瓜分完毕时,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于是,富人与穷人便有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富人只想保持自己的财产权利、以及掠夺、支配穷人的权力,而没有土地的穷人,则基于自然权利,把自己的生活需求与取得他人财产的权力等同起来,他们不是接受赠与就是掠夺富人的财产。
就这样,人类社会上一方面产生了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暴力和掠夺的关系,原本稳定的社会形态,就这样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或*状态。
当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感觉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于是,他们便向占有少量资源的人提出联合的请求,要求产生一个共同的保障体系,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人人都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
就这样,富人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沿着这样的路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地位被合法地确立了起来,他们所占有的财产与资源受到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建立公共权力与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法律巩固了所有权,使富人对资源的巧取豪夺、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合法的权力,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获得了全新的统治力量。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权力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人们开始将公共权力托付给一个令人信服的群体,而这就为这一群体将社会资源占为己有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群体的名字就是政府。
这样一来,麻烦就变得大得多了。
当这一蜕变真的出现后,其结果是合法权力变成了专制权力,在政府中行使权力的阶层,很容易将自己看成是主人,而将广大民众看成是与自己争夺利益的对手,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不平等现象的深化与普遍的道德堕落。
当这种现象达到顶点时,便会出现了极度专制与*的局面,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民众反而重归平等,这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被压缩为零:民众除了服从于政府的意志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权利;而政府除了满足它自己的欲望、维护既得利益阶层之外,也再也没有别的规则。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一头独大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假如我们能够对中国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