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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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方便日本资源掠夺的目的，然而假如我们抛开历史含义不谈，单从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却不失为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的是，资本能够实现自我增值，但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资本运用在正确的领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本的最高效率，正如我们的理论所表述的那样，资本化不仅仅包括了如何聚拢资本，更包括了如何调配资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管理方面，这种“总公司——子公司”的结构，更是深得现代大集团管理的精髓，在总公司的调控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子公司很容易发生产业间的写作，从而形成一条顺畅平滑的产业链，节省大量不必要的中间开支，既避免了金钱上的浪费，也避免了管理上的许多弊病。
正是在这样的准确规划之下，东北地区很快便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工业形态，钢铁、化学工业集中于本溪、鞍山地区，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沈阳；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这样的分布格局错落有致，合理而有效率，很明显，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规划时，以及在资本投向这些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规划的，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布局模式综合考虑了交通、原材料、地理、气候、人口等多方面因素，能够保证各行业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供求链中，从而实现资本的高速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鞍山拥有规模宏大的钢铁厂，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因为附近的本溪拥有丰富的煤矿，而优质焦煤正是钢铁工业所必须的燃料；不仅如此，当鞍山的钢铁被制造出来之后，由于其处于沈阳与大连的中轴线位置，凭借着沈大交通线的便利优势，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沈阳的军事工业、大连的造船工业所需，实现行业间的高效率协作。
凭借着资本化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法统之上，并非一个合法存在的政权，但在经济规律上却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当时成为了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凭借着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铸造出令人称奇的成就，并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仍然能够以其侥幸残存下来的工业基础，给49年后的新中国以莫大的支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工业动力的角色，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勋，几乎完全要拜资本化的力量所赐。
靠什么来加速资本化
既然，资本化的过程如此重要，那么让这个过程变快一点，岂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
道理是没错，但是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行驶着的车想要加速，就要先挂档再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数变得更高，不过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靠油门驱动的摩托车，还是更复杂一点的汽车，总要有汽油才能加速。
那么，为资本化过程加速的“汽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货币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货币的数量多了起来，是否就代表着资本将会以更多的面貌展示出来呢？
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还要专门用一节的篇幅，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1）
提到战争赔款，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的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诸国列强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而和这些侵略行为伴随在一起的，就是战后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了。在这些赔款之中，数额最大，也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数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2亿两白银，和1900年那一次的亿两“庚子赔款”。
不过，战败赔款倒并非是中国的专利，就在“庚子赔款”生效的18年后，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得不同样“屈辱”地负担了数以千亿的赔偿金，尽管其计价单位是战前的德国马克，但它的支付手段却必须由黄金来承担，这也就是说，德国人需要赔偿2260亿马克，但是却必须先换成等价的黄金。
假如我们把战争赔款的定义再放宽一些，把那些在战争中由优势一方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同样定义为赔款的话，那么有关赔款的历史恐怕就更悠久，其数额也变得更加巨大。
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战争中，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富虽然不是由战后条约来规定的，但却同样是进入战胜国国库的财富，因此，其实际效果和战争赔款也相差无几。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进入到战胜国的财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实在过于简单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是最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货币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一个国家的金银持有量增加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得到了增长。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
举凡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无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财富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可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上面提到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掠夺也好，战后赔款也罢，战胜国得到的都是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如果我们在此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些金属没有被当成货币，而是当做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使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就是被铸成盘子、刀叉，被镶嵌在椅子靠背、床头门环，被雕琢成烛台、王冠等等。
那么，如果这些金属不当作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只当成货币呢？
答案是，这些金属在社会上的作用，就和纸钞、铁钱没有区别，所多出来的就是信誉好一些，老百姓偏爱一些，拿去和其他国家做交换，容易被接受一些而已。
其实，上面所作的两个假设，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之后，就是将其大量铸造成生活用品，金属器皿的；而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居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金银的贵重——在那以前，他们鉴定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志不是金银如山，而是到底拥有多少羊驼。
按照这样的观点，掠夺来的这些金银，究竟怎样才能够变成财富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按照我们前面对财富的定义，想要通过金银让民众萌生出幸福感，就需要用它们去购买民生用品，当然，这种购买不是在国内，而是必须通过外贸方式来完成的。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著作《盐铁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以金银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以珠宝换取其他国家的牲畜、以器玩换取其他国家的铜铁矿石。一句话，就是要用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工商业产品，去换取民生用品、农业产品和战略物资。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2）
简单来说，想要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总量，就必须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买东西，然而，这样的交易，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交通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们不妨想一下，一头牲畜拉着自己吃的草和役使者的粮食，到底能够走多远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2，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那么，当车上的粮食和草被换成了货物的话，返程的时候就需要沿途买粮，交易一次的成本，甚至会将交易的利润销蚀殆尽；同时，这种交通方式的速度之缓慢，也决定了这样的交易始终只能是少量的。
于是，这些得来的金银，更多地被当成是货币在本国范围内流通，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走金银，又怎么会用这些金银再去向印第安人买东西呢？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尽管获得的金银是硬通货，可以在周边国家进行消费，也可以让本国的财富得以增加，但是当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因素限制时，外来的金银就只有在本国成为货币这一条路可选了。
当外来的金银成为本国货币的时候，本国财富没有得到增加，那么，这些金银增加了什么呢？
答案是：货币投放量，或者叫做货币发行量。
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下，想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国家管理者做出决策，中央银行发道命令，造币厂开动印刷机器就可以实现，同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尽管不存在央行体制，但君主口含天宪，只需要一道命令，多发行一定量的货币，也绝非难事。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宋神宗就曾经命令四川交子“两界沓行”，这个“两界沓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交子这种纸质货币以三年为一界，到期的上界交子要退出流通，而“两界沓行”的含义，就是在旧交子继续流通的基础上印刷新一界交子，即一下增加了一倍的货币投放量。
增量是小事，做起来只需要加点工本费，但麻烦就麻烦在货币是需要实力来作为保证的，如果滥发缺乏保证的货币，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比如说，宋王朝为了支持频繁多发的边境战争，便大量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纸钞、楮币、当十钱、夹锡钱、盐钞、铁钱、大铜钱等等，在财政上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是有保证的货币，由于这种保障存在着一定的范围，因此增加货币投放量，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例如各国历史上所实行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以及一度出现的金银复本位制，都受制于本国的金银储备量。即便是那些盛产金银的国家，也要受限于金银开采量和估计储量。
因此，想要为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实际上是异常艰难的，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投放减少，又会导致怎样的情况发生呢？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由此引发出市场流动性不足，最终引发生产萎缩的后果。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要发展，就务必要实现市场的繁荣，而市场的繁荣又必须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一旦增加，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其需求量也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在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出现了问题，由增值带来的货币紧缩就难以避免了。
于是，民众便会无比珍视手中的货币，或是将其储存起来，或是干脆进行民间金融，以高利贷的形式牟取收益，无形之间造成了国家内部利率的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益，都比不上利率带来的高，那么在民众之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愿望都将消失。
可以说，在货币需求难于满足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