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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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很艰难。
因此,上述建议中的大部分,在现时的条件下不被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许多建议可以不被重视,民生问题却不能有片刻的迟疑,对于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大部分中国民众而言,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就意味着这种弱势处境的长期继续,所以,权衡到各个方面的因素,提出最具备可行性的方案,仍然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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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成为住房上的保障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住房的问题都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对于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而言,是没有什么能够战胜它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无不深谙安居乐业之道,自然也就将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给予明确。
比如说,西欧发达国家之一的荷兰,早在上世纪伊始,就颁布了专门的《住房法》,其中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在其宪法中,更是强调”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
在1974年,荷兰又将这一政策贯彻到底,在著名的《租房与补贴白皮书》中,明确规定“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在这样的硬性规定下,荷兰政府总共建造了将近240万套公共住房,而直到今天,荷兰的总人口才不过1600万人,以这样的比例来看,240万套公共住房的数字,几乎可以保证每两个家庭当中,就可以有一个家庭享受到这种保障性政策的优惠。
同样的,作为老牌发达国家之一的英国,在这方面也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
早在1919年,英国就颁布了著名的《阿迪逊法》,在这部又被称为《住房和城镇规划法》的法律中明确规定,解决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物,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设提供支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开始的6年时间里,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由于战争破坏而造成的居民住房短缺问题很快便被解决。
在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的美国,政府对于住房的重视程度也自然更高。
在刚刚渡过经济危机之后的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便匆匆通过了《住房法案》,授权给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员会,专门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那些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低收入家庭,在入住的时候只需要支付很低的房租。而在1949年经过修订的《住房法案》,则以更大的力度直接批准政府建造公共住房。在这一次大规模公共建设中,全美一共建设了130万套公共住房,更重要的是,这些住房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市中心交通便利的地区,而非像我们的经济适用房那样,总是选择在城乡结合地带。
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想要在一个社会体系内实现住房保障这样的目标,仅仅依靠政府的主观意愿是万难达成的,只有在专门的立法机构选择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的职责规定下来,才能够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会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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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终极出路
当我们的探寻进入到尾声的时候,有关如何拯救民生,如何拯救高房价下民众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默认高房价,转而寻求其他出路的问题。
那么,既然高房价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民众变得富裕起来,让富裕起来的民众能够承受这样的高房价。
按照这样的思路,想要让民众富裕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让金融化的程度更高。
在过去的岁月中,每当我们谈到金融的时候,每当我们谈到与之相关证券市场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将其认定为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动,将其认定为企业乃至政府的融资平台,而发展金融、发展资本市场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能让企业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充裕的资金来源。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说的是:对于任何一个普通民众而言,这种发展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类似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金融市场的繁荣程度、成熟程度决定了美国民众可以拥有许多投资渠道,而这就注定了拥有多种证券品种可以随便选择,需要考虑的只有怎么组合、搭配、排列这些已有的证券品种,以便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最大化地获取利益,妥善地安排退休、养老、规避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突发情况。
巧的是,在现代金融学的理想模型中,恰恰总是假设已经有许多的证券品种,人们需要做的只是纯粹的数理分析,为适合自己的最优组合进行投资。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民众却很难得到这样的服务。
得不到,并不代表不需要,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除掉开发商的恶意炒作之外,民众的投资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民众之所以会顶住高房价的压力进入楼市,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将获利的希望寄托于房屋的升值上,选择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它是最优选择,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投资方式的收益风险比较高而已。
抛开民生问题不谈,单就经济效率的损失角度而言,金融的欠发达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由于缺乏良好的金融工具进行融资,使得政府不得不采用增加税费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依靠此种方式筹来的资金,将企业手中的资金吸引出来,除了酿成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发展失去持久力之外,更会令政府规模膨胀,最终造成诸如*、浪费等多种弊病。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禁止民间金融,长期漠视金融发展的国家来说,给予民众良好投资渠道的难度,丝毫不下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昂房价。而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之内,由于有垄断利益的存在,使得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长期存在。
从这一点上来看,想要实现金融化的目标,想要实现国内消费强劲的目标,最关键的问题还处在如何能够让收入分配变得均衡起来的层面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属于另外的一个话题,而这正是我们后面部分中所要进行的猜想——中国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