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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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一头独大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假如我们能够对中国政府的由来做一深入了解，便可以对上面的两个问题做出准确的认识，
谈到中国秦王朝之后的社会形态，俗口流传，总把它叫成封建社会，后来逐渐没落，完成社会转型。其实，封建社会的形态并未在历史上存在多久，从周王朝覆灭之后，封王建土的事就成为了历史，而那位秦始皇下的第一手棋，走的就是集权统治下皇权社会的路子。
自秦朝之后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度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
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不存在绝对的权力，因此人人都尝试着通过对他人的侵害，来达成自己独享独占资源的欲望，而这正是引起战争与*的源头。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政府就被建立了起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一定要立下规则，使人人都知道什么东西有权享有，什么东西无权享有。什么行为可以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以保证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这项旨在保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的规则，正是我们所称的法律，鉴于它产生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政府建立所必须遵循的规律。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从来都不存在这样一种规律。
在西欧，存在着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契约的形式限制皇权、进行法律与司法方面的改革，由此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确立了民众享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自由，也同时保障了民众不受皇权的制压。
反过来，在秦王朝之后的中国社会中，这样传统却荡然无存，只要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一旦形成，皇帝口含天宪，就不再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其权力，专制与垄断的意识形态日渐深厚，传承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下，中国的政府始终存在着一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这种“大一统”的情结与倾向，并不仅仅体现在“六王毕，四海一”的地域观念上，事实上，在社会其他领域，政府的这种情结与倾向同样存在着，在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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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场子与下绊子
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些事弄清楚之后，，关于“国进民退”这种问题，就没什么难理解的了。
我们知道，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经营行为来赚钱，是每一个企业与个人的本能行为，不存在谁妨碍谁，谁伤害谁的问题，然而，当政府开始跟着一起掺和进来之后，不惜放下架子逐利于市井之间的时候，它的本能就很容易变了味，形成了对民众的侵害。
像我们在前面说过，政府的职责，本来是给所有民众提供一个规则、一个有保障的竞争环境，当一个政府把这件事做好的时候，它就完成了任务，可以在一边静静地享用纳税人提供给它的行政经费，双方都相安无事。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老百姓参与的市场竞争，很像是一场许多人参加的马拉松，政府就像是一个垫跑道、看场子的工作人员，或许还可以兼职干干裁判，把那些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的不良分子从队伍里清理出去，最多冒充一下教练的角色，在边上指导指导该怎么跑。
而现在的情形呢，是这个看场子的不但下了场，而且还骑上了车，在一路飞驰、占尽便宜的同时，不断地给别人下绊子踹飞脚撒石灰，假如有谁对此表示抗议，就会被冠以“破坏国有经济”的名义撞出跑道。所有人只能对这样的事干瞪眼，因为这个破坏比赛的人是裁判，没人能把裁判罚出场外。
所谓“国进民退”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政府这个看场子的人，不断把其他参赛选手清理出场，把自己家的亲戚安插进来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性质在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一种国有经济，其特点是政府用权力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以垄断优质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加以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随时可以用权力来保障国企的发展，并不断地巩固国企的竞争优势地位，只要有迹象表明国企的这种优势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手中的权力，采取强制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
当国家充当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时，无论涉及到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都要由国家行政体系来负责处理，把本来随随便便的经济事务，一下子变成了了不起的政治问题。
这其实倒也是无所谓的事情，最多不过是市场经济又开了次倒车，变成原来的计划经济，然而麻烦就处在，即便是最简单的行政体系，也是由一个个行政官员构成的，这就使得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由人来负责进行。
任何人都具有自私自利的特质，即便是国家官员，也不可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特别是在行政官员的素质与能力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愈发明显起来。
当刻意牟取私利，将权力演变为利益的寻租场的时候，权力与资本就会结合到一起，心怀不良的商人与旨在牟利的官员沆瀣一气，获得权力保护的资本变得更加强势，这种新形态的垄断情形，要比自由竞争下的垄断来的更凶猛，更迅速，其带给民众的苦难也就更加强烈。而这种恶劣行为为社会风气带来的影响，则更属题中应有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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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钱交易是国退民进的必然结果
刚才我们说到，政府在市场竞争当中，分内工作就是一个看场子的角色，说的正规一点，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或者说提供一个这样的规则，除了这些之外，实在是不适合做其他的事情，假如有别的事发生，那么肯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为什么说政府跟着民众一起赚钱是可怕的事呢？这个话题恐怕还得从两个方面说。
我们都知道，做生意就要有本钱，我们在前面也说到过，资本是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元素，普通民众的资本来源，要么是日积月累的血汗钱，要么是东挪西借的债务，即使是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比如挖到了狗头金、中了六合彩之类的，也都是自有资本，拿着自己的钱去参与竞争，肯定小心谨慎，生怕亏本。
政府就不一样了，它的资本来源是纳税人的钱，换句俗话来说，这样的资本来源和大风刮来的没什么区别，而且税收征管的大风源源不断，刮来的钱也就源源不断。
拿着大风刮来的钱，花起来自然不心疼，不要说投资效果好坏，利润多少，即使是拿去挥霍浪费也毫不手软，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有那么多的国企连年亏损，企业绩效差到离谱的原因，因为无论盈亏，政府都会用他人的钱来对它进行补贴，没有了盈利的动机，自然也就没有盈利的行为。
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国企的运行效率即便再低下，也会成为许多人千方百计想要靠拢和进入的“天堂”，因为只要能够搭上政府的车，就意味着得到了垄断下的超额收益，而且这样的收益绝不用费时费力费资本，只需要静静观望随波逐流。
在笔者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却在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了一所中专读书。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很荒谬，简直相当于读完中学再回头读幼儿园一样，但是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因为那所中专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附属培训学校，毕业生有望直接进入这家国企工作，而他的硕士头衔却对此毫无帮助。
说到这个小故事的意义，是为了说明在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那些所谓的国企，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个专为政府聚敛钱财的团伙，哪怕是到这个团伙中充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能够捞上不菲的一笔。
当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甚至蔚然成风时候，“国进民退”的恶果就显露了出来——由于政府所持的是有偏向、有倾向、有私心的政策，那么其利益指向就会针对具体的群体。而这就偏离了政府恪守抽象的、无特定目的的一般正当行为规则的立场。
在这个过程里面，究竟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完全一目了然，由于政府的立场欠缺公平，使得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身影屡次在市场中出现，凡是优质的资产，都可以随意拿去，民营企业想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就只能以灰色的方式，靠贿赂或是勾结来与权力部门取得同盟。
当这样的行为成为常态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全社会基本准则的侵害，当权钱交易成为经济领域中的新规则时，无疑意味着不正义与暴力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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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促生垄断
当政府涉足经济领域的时候，带来的另外一桩“糟心事”就是垄断的发生。
当市场不再是一种公平、公正的环境时，原本平淡无奇的竞争就变了味道，那些以政府为背景的国有企业，很容易通过对市场和优势资源的垄断来取胜。
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倡导的民营经济，以及私营经济这些先进的理念，在国有化的垄断趋势面前，逐渐被消弭殆尽，在这场国有化的运动面前，政府与国企攫取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以行政命令强权介入。
比如说，在政府公布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各产业中却对此报以非常冷淡、甚至有些抗拒的态度，按理说，国家出资支持产业振兴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家的反应正好截然相反呢？
这个原因就是政府出资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产业振兴，而是“趁机摘桃子”，趁机将经济领域中最优质的资产贱价买走，将最优质的民营企业并入国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使尽招数，甚至不乏强制的行政命令。
比如说，在近日内蒙古地区出台的一项新政策中，明确规定本地的私营煤矿企业必须与国有煤矿集团或者是国有煤炭企业进行整合，直接被国有主导的企业纳入旗下，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山东，日照钢铁集团在政府的重压之下，不得不接受了山东钢铁集团的“重组”方案。
在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绍兴，也有着上千家企业，不得不面临着国有企业的接管，甚至于在民企内部成立了专门的“民工委”、“政工委”，直接对民企进行干预，要求对其监管实现程序化、日常化，类似于这样的手段，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出现。
即便是那些著名的大型企业，在这一波“国进民退”运动中，似乎也难逃悲剧性的命运，譬如说，在乳业领域鼎鼎大名的蒙牛集团，就不得不被国有的中粮集团受让部分股份，而拥有东南地区民营资本注入的中西部油田，也都被当地政府重新收归国有。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实则上是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的强权，对优质资产、优质企业进行强行的兼并，其目的昭然若揭——通过这种兼并取得垄断地位，再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和优势资源进行垄断定价，用以获得垄断下的超额利润。
在这一点上，有着清晰的例子可以作为佐证。
在我国的信息产业内，依靠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