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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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似乎松了口气，转而问道：“上海冒出的陈文强，风头很盛啊，汝与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回太后，微臣与陈文强有交往，依微臣观之，其游历西洋求学，所知所得之科学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过洋人。”张謇启奏道：“又兼其天资聪颖，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若论对洋务之娴熟，微臣未见国内能及之者。卢家湾建设日新月异，建厂通电，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逊色。”
“那他的政治倾向于哪一边呢？”慈禧不放心地问道。
“微臣愚见，拥有庞大产业者，多数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害怕动乱、力求安定……”张謇以己度人，说着自己的判断。
工商界的经营者，为什么多是立宪派，其实正是张謇所说的理由。因为，社会安定正是他们的事业能否发展，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们希望改革，但更希望这种改革能尽可能地平稳过渡。
“既是洋务娴熟，又干出了几件令洋人都赞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农工商部，可否任其为官哪？”
“微臣以为朝廷可先嘉奖之，再看他是否愿意入朝为官。”张謇沉吟着说道：“其所发明的新药能救千万人生命，国际上极为赞誉。听闻瑞典有一奖项曰诺贝尔奖，十分尊贵崇高，亦欲颁授给他。对此等振我国家声名，扬我国人志气的人才，朝廷应不吝褒奖，方显图新改革之诚。”
“汝说得也有道理。”慈禧点了点头，“这个陈文强倒是争气，让洋人不敢笑我大清无人。嗯，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忠良勤政，多为朝廷出力分忧。这高官厚禄，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发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腐败，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发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发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未完待续。）
第八十八章 革命的具体和细节
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说不革命，而是说要考虑得具体些。”陈文强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困难估计得过于轻松，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是容易喊的，可具体的解决办法呢，现在看来是很空洞、不切实际的。复兴会要体现出自身的成熟和先进，看问题的目光长远，就不妨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文强，你说得再详细一些。”蔡元培在旁说道。
华兴会起事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率大批成员逃至上海，准备赴日避难。通过章士钊和蔡元培，黄、宋等人与复兴会进行了接触。争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有转变思想的，也有固执己见的，华兴会成立时间太短，显然还谈不上组织严密、思想统一。
没错，宋教仁便是转入复兴会，并留在上海的原华兴会中的一员。而这也不并意外，从历史上他能顶住一些留日学生骂他卖党交结官吏，拒绝日本当局的重金收买，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把自己缜密考证所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提供给清政府，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方面，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时，宋教仁对清廷搞立宪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独到的意见。他认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仅学识好，在革命中还是个身体力行者，这让蔡元培、章士钊自叹弗如，视其为可顶替自己，并会比自己干得更好的复兴会领导核心的人选。特别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论与陈文强倒有相近之处，更让蔡元培等人坚信宋、陈二人在以后的配合工作中会比较默契。
事实上，就在陈文强在南洋各地访问游历时，宋教仁已经是作为接班人在进行培养，接触到了复兴会更多的资料文件，以及一些核心机密。等到陈文强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荐告知后，他又秘密观察了一番，终于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钊的建议，接纳宋教仁为复兴会新的领导核心的成员。
至此，陈文强才以真正的身份与宋教仁会面，宋教仁也终于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