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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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依然奴性
依然奴性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
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意忘形时怎么说，进酒楼听听那些“半截鞋”恶贯满盈时怎么说——老子杀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拧蚂蚁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农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抬起头望望前面”。
说是这样说，但许多血泪事实叫我们不得不低头。打工做事讲价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就是自由经济，比如，我就是为追求自由平等竞争离开政府机关接受人力市场选择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太爱计较也不好。打工做事讨价还价稍微“过”一点，一是机会丧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
印象管理是中国人管理企业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传下来来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们这些偶尔读一点西方管理学，常常给所谓管理大师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来，还是喜欢“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
人家请我，我表现出“君子之风”，羞于谈钱。我请别人更多的也是凭“印象”。
既然如此，“气力干了是有的”，错了吗？冷静分析，的确有落后的一面。试想，劳资之间如果不建立你情我愿，互惠互利关系；不建立契约关系；不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甚至理想共同的紧密关系，老板生意做不好，劳动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所谓“先说断后不乱”，“亲兄弟明算账”嘛。那种“气力干了是有的”，短期可以，奉献精神极强可以；但时间长了，精神疲了，利益刺激多了，就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工作了。
时代在往前走，观念拖也要拖着往前走。科学时代、信息时代，不能提倡“印象管理”，也不能提倡“气力干了是有的”，更不能保留“两分劳力，一分代价”的奴性心里。
和我一样仍然奴性缠身的劳动者要自我解放，不要顾虑，该怎么讨价还价就去争、去要，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一个全面竞争的市场，“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天经地义，没有羞羞答答，无须“君子之风”。
一句话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必须遵循“等价原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牛少人多，人就是“牛”
牛少人多，人就是“牛”
1984年，我刚进广播电台不久就写了篇广播评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列举了自己在乡政府工作时，怎么动员农民采用“免耕法”不薅秧、不理苕藤，还有“种地与养土结合”等先进的种植方法，并由此引发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及繁文缛节的批评。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其观点肯定不是主张懒惰，而是崇尚科学，崇尚简约，崇尚“借助”，崇尚快捷的思想，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场观念革命。
我喜欢“摸到活路儿象牛一样悄悄干的人”，但我们更应该鼓励“摸到活路儿就喊别人协助的人——所谓‘懒人’。”
今天，“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人们因为不想起身发明了遥控器；
买不起机动车又不想花力气发明了电动自行车；
因为挣钱太难，习惯于“随遇而安，苟且自乐”；
因为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习惯于“明哲保身”；
因为生娃娃太痛苦，还有人干脆不要孩子。
于是，一个发展的，科学的，文明的，竞争的，还有不少落后的，真真实实的世界产生了。
小时候我最厌烦起早，睡眼惺忪地煮猪草，我给我妈争“猪又不是人为什么要吃熟食？”后来听人说“喂生饲料好”，马上要求母亲我们的猪也喂生饲料，母亲不同意，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累不倒！”。
母亲的勤劳与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一样一半是美德，一半是保守。
也许是身体单薄，体力不支的原因，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不断的思索：怎样才能减轻劳动强度，怎样才能少干活儿多收益；怎样才能不用肩膀干活儿？想了很多但很难突破。
后来读中学知道有个牛顿，知道“自由落体”、“作用了与反作用力”、“能量转换与守恒”，这些现象我们劳动中随处可见呐，怎么就没有人去应用去尝试。比如给水井装一个滑轮。
我父亲说：“老子连铁钉都舍不得买，还买滑轮”，的确我们家的许多构筑物都是用竹钉、木钉或者篾条绑扎，11口之家找不出一块像样的木板，甚至偶尔在木匠那里摸摸溜光的木版都像摸玉石一样——凝脂的，浸淫的，洁净的，似乎还是通透的——那是真正的“现代石器社会”心态——石凳、石床、石课桌、石“风拨”、石碗柜等——喜欢木头、喜欢铁器、喜欢牛马、喜欢轮子、喜欢看车、喜欢香味、喜欢烟盒、喜欢牛皮纸、喜欢肥料口袋，喜欢一切带有现代特征的东西。
我问父亲：“牛顿、瓦特四五百年前就在摆弄机械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石头？”
父亲说：“你吃的、穿得、用的，与原始社会有多大差别。原始社会牛多人少，牛帮人犁地驮东西；现在牛少人多，人就是牛”
父亲接着说：“你要想当懒人，多养几头牛啊，但是我们生产队买得起吗？”
我想当懒人，想创造“懒人的活法”——漫说借助机械，借助牲畜的能力都没有——生不逢时啊！
十多年以后，我们一些企业家都还习惯用耍起不领钱的人，而不愿意用停工要折旧的机械——劳动者为此感恩戴德！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也许有道理，但很多人都懒不起，歇几天肩上没有担子心头就发慌！
我们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是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现代企业也是如此。
我希望中国的老板们还是多想点耍起的人，少去管耍起的“牛”，“少用机器多用人”。
虽然有点心酸，但却是大实话。 。。
今版“八旗子弟”之“穷途当哭”
今版“八旗子弟”之“穷途当哭”
我曾经介绍我妹夫到希望饲料厂干搬运，所以有事无事喜欢到他们那个烂蓬蓬头喝“烧酒”，吹“闲条”。有一句话感动了我十几年——耍起拿啥子钱啰？！
耍起该不该拿钱，对咱可爱的农民兄弟来说，想都不会想——肯定不该拿钱！
按照“劳动法”耍起该不该拿钱呢？肯定有个说法，生活费起码是要给的。就像将国有资产“扳一块”给下岗职工，财政“拿一坨”解决城市困难群众，农民工既然离开土地到了你那个车间，你那个工地，干不干活儿都得吃饭——饭钱得管。
但多少年来，谁想过管一管，多少年来，咱农民兄弟要求谁管了，管得很少嘛。他们很厚道——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干活儿拿钱，不干活儿就不该拿钱。直到今天，耍起也要拿点钱的农民工也少之又少，并且几乎没有怨言——这样的兄弟伙，你想不喜欢他们，想不关注他们都难——这是我们时代的“非物质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石。
但，城里人不一样，至少多数城里人与我们农民兄弟都不一样。
1990年代，我常与效益差，甚至下岗的职工跳舞、唱歌、喝茶。老实说，那些年我一个月四五百元还得租房子，与他们的日子过得差不多。
这些城里的兄弟最喜欢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毛主席没有错，但老实怀念那个时代就有些问题了。
有位小兄弟，单位垮了，日子过得不太好。一天，我去他们家玩，他父亲见我是个“穷秀才”就给我大倒“苦水”，说起说起就抱住毛主席的像框流泪了。人家解放前就跟共产党了，我不好给他争论什么，所以随便安慰了一下，就和我那位小兄弟离开了。
我们一起来到府南河边上一个茶馆，开始给他“洗脑”。
“兄弟，你我都是‘五大生’，算有文化的人了，还当不到我那些农民兄弟呀。人家靠劳力吃饭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了，什么时候想过政府发点什么补助，给点什么机会。”我说。
他说：“你不晓得江山都是我老汉儿他们打下来的，政府的钱有我爸一份噻！”
“又不对哈，如果谁打下江山谁就坐享其成，那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