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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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青蛙”生存哲学
“青蛙”生存哲学
从1980年也许是天下第一批（之前没有招聘之说）打工仔开始，到2001年离开希望房产锦官新城项目，20年过去了，突然有人告诉我：“你做的是青蛙，越老越跳不动越不中用；要做蜘蛛，年轻时辛勤织网，享受网上飞虫，老来还可过继给后代，让子孙继续享受网络成果”。这个说法有点像“穷爸爸，富爸爸”，也有点像“管道的学问”，醍醐灌顶，突然间似乎明白了许多。
于是2001年开始搞“洪顾问”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
想想20来留给自己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么椎间盘问题、劳损问题、结石问题等。好在仍然年轻，还可以学习蜘蛛结网。
一段时间后，发现蜘蛛结网网虫比青蛙现找现吃麻烦多了。
在虫们稀少、分散、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青蛙比较灵活，那里虫多往那里跳。就是我们常见的“跳槽”。
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当乡干部，每月元，工作饱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乐，弄一点诗文书法、吹拉弹唱之类，坐在高出街道几十米庙宇般威严的乡政府办公楼前的石凳上，看看卖苕藤、买化肥、送女相亲、吆三喝四的芸芸众生，不免飘飘然。
造化弄人，干不长，4年刚到就只好遗憾的离开。
后来当记者。用我们乡政府老干部“何公事”的说法，单位出钱供你游山玩水，造访民风，感触民情，机会多好。给同僚即将回家务农比起来，甚至给城里那些拿了电大文凭尚不能如愿当记者的同学比起来，的确运气来了。
当记者每月工资47元钱，一个娃娃家也够了，按说也没有跳槽的理由，结果还是离开了。
到凉山，说是“逼上凉山”，可能是文人喜欢用现成的经典短语，实际上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在内江，虽然环境好一些，机会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继续做临时工啊，既然“泥饭碗”端起来悬吊吊的，到凉山吃商品粮，端“铁饭碗”；不正是少年时期做鸡生意时的梦想吗？加上运气不错，遇到个好县长、好主任，一展几乎平生报负。有什么理由离开呢？
跳槽为什么？
也不管什么原因，还是离开了。好不容易端了个“铁饭碗”，即正式的县级机关干部，也似乎呆不下去，还是离开了。
既然喜欢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追求平等自由竞争，那就好好的干吧；连希望集团、迪康集团这么好的单位，干了那么久，甚至那么得志，还是离开了。离开为什么？现在想来，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
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两毛钱都说是大票子，接着是出门找工作还让父母去邻居家借钱，到了30岁该结婚的时候，置办不起家具，让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后到了梦中的“希望”总该有钱了吧？
1994年春节，我从“希望”携全家“衣锦还乡”：从三姐家拿了台旧彩电，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亲、老婆、一岁的孩子登上了成都开往西昌的“站票火车”。可恨的是母亲帮我揣的钱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里一分钱没有。同僚说：“老洪出去挣了大钱了？”，我只有苦笑。
1996年从上海回四川过年，原想兄弟们帮上海希望饲料公司赚了2000多万，老板该让大家坐得起飞机噻。总经理王长青说：“你们中层干部至少万把块钱要给噻”。没曾想，坐火车都只能坐硬座。
有个兄弟伙画了幅涂鸦式漫画，说一位老板提着一麻袋钱准备出工厂大门，有位兄弟说：“老板，今年就是这样子啊？”，老板不好意思，从麻袋里掏出几万块钱：“兄弟伙，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较耿直的迪康集团老板，一见面就给我说：“老洪，你来不来迪康，我都帮你解决‘农转非’”。这话让人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样，工资是成都市同等企业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这个中国“500强”翻了一番。配手机、租住房，最潇洒的是“一个月报一次账”，言下之意，兄弟们偶尔朋友之间消费也可报账。用曾老板的话说“兄弟们凭良心哈”。
很幸运，从“迪康”工作三年下来，存了20000多块钱。当然所谓来不来迪康都给你解决“农转非”，戏言耳。
在凤凰卫视举办的招待会上，有幸与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长女见面，当说起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举牌亿元”者是位农民时，与席朋友都觉得很稀奇。
我给他们说：“我这个农民可是有大专文凭，进修过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谈话思想，我们农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议啊”。
好在这时的中国人已经不信神，要不这话可犯忌讳呀。大家付之一笑。
不过，迪康曾老板说了给我解决“农转非”没有办到，我还是介意的。毕竟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跳出“农门”嘛。
你“迪康”由发工资都困难，洪某人帮你整出名了，有人愿意给你凑股子了，7000多万到账了，后来5亿，甚至控资上百亿。总该给老洪把那8000元买户口的钱交了呀。就这点迪康也不太地道。
可能有人会说，别说人家，多解剖自己。对，是该多作自我检讨。
不做青蛙也罢，就好好做蜘蛛吧，岂知，这蜘蛛做起来更难。应了那句话：条条蛇都咬人。
开“洪顾问”工作室最好拿的钱是眉山万景房地产公司，连续五年一分不少；还有普瑞集团连续四年也没有打过折扣。其他就麻烦了，干了“活路”不给钱比比皆是，扯把子的多。现在想来，只当操手艺。要不，你洪某人哪来那么多体会、那么多经验，老了还可以吹牛自鸣得意呢？
现在看来，青蛙也好，蜘蛛也吧，抑或做别的什么，生活中没那么多“悖论”。
说到底还是要耕耘，要创造。天底下没有白吃伙食，人人都是“精三儿”。你不愿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我也无须死心塌地。我听一位老板批评人事部的干部：“1000块钱请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花1100块钱？”，要求对人才的市场行情作准确把握。那么，久而久之，人才们也想：“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路儿’，谁也不亏谁”。
的确，我们要向卖针的老太太学习。一分一分地找，一分一分地攒。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 最好的txt下载网
“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策划”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