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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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女”也没有逃过精明商人的眼睛。难怪，先哲说：“金子，黄黄的，闪光的。可以让白的变成黑的，让丑的变成美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
是钱厉害，还是人厉害。你说呢？
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
私营企业怎么建立“主人翁意识”？
我经常给老板们讲：“企业是什么？企业是社会资源和企业利益总的协调者和分配者”，有些老板就是听不进去。当老板就应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天下之财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大家创造，天下之利公平分配，合理分配，和谐分配。”一句话“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钱，大家分！”
1994年，金阳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马海瓦尔委托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班。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国内一线专家讲课。从那时起我就醉心于研究思考企业治理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
这个马海后来作了凉山州布拖县县长，与我同岁，我的工作时间稍微比他长一点，因为他是正式工，该入党就入党，该提干就提干，所以得志得早。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秘书。他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四大体制改革是培训县长的，你就代表我去接受培训，回来后，该怎么整，还要你拿主意呵！”
人家马海县长在用人上还是有一套呕。
1996年，成都商报约我写篇民营企业改革的文章。我当时想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成功，还需要改革吗？
我当时刚好离开“上海希望”，准备去“迪康”。正好，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王长清离开“希望”后，准备搞一个“王牌”饲料。他让我帮他参详。在闲谈中，我们一边总结私营企业的得与失，一边解剖自己的沉与浮。
我们感到私营企业开始出问题了。
一是高层劳方与资方没有建立利益机制，也就是管理者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像1995年，你几爷子“司刀令牌”都甩完了，弄了个2000多万，结果拿了1000多元的奖金。第二年大家就没有什么心思干了。
为了说服大家，我和当时的总经理还给大家来了段佛理：“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远处看，往高处走，靠平处坐”。道理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和平时期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把大家的性子搞柔和一点，这也许就叫“和谐社会”吧？
但我老实觉得像是我妈经常教育我们“气力干了是有的”一样；有点宿命，有点忍让，有点“老好人”的味道。
其实，对普通人员来说，要走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按人才市场的规则就是同样的钱请得到人就行了。但掌握技术、掌握关系、有领袖形象的人走几个问题就大了。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呵。
二是责任没有落到人头上，人人都在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主人翁意识极端淡薄。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很快找到症结。于是一种叫“共享经济”的东西就在王长清办的长青饲料厂里实行了。
王老板搞的那套就是核心层依其在公司的价值给予股权，让公司主要操心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理由是我帮他找的，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创造的”。因此，代表可变资本的劳动者，起码现阶段公司操心层应该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拥有分配权，即股权。
这样一来，一向公认的股权认定办法，即资金、设备、场地等折算成资本参与股权分配办法就被打破了。
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企业界解决了技术入股问题。管理入股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能突破吗？
人家王长清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的人了，刚从新津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却把这个“砍”迈过去了。
有些国内同僚看不惯美国等国家大型企业给职业经理人动辄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认为没有必要。现在都还有人对善经营会管理，兢兢业业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多得一点年薪“红眼”。可知，企业系统是谁在控制局面，是谁在启动航程，是谁在鼓满风帆。
一句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人。
关于怎么对待企业人的因素我的心得是：
一、一般员工不应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而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行情。也就说，你企业亏本也要保证工资；企业赚钱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
二、经营者要与企业效益挂钩，同时与风险挂钩。通常20％…50％以现金支付，50％…80％靠年底效益提成。具体依据劳资关系而定。
王长清弄的那套共享经济第一年效果很好，后来情况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企业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新世纪以来，与“共享经济”相类似的企业治理方略很多。迪康集团对待员工的办法大概也可称之为“共享经济”。
迪康集团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利用相关手段，解决“三大共同体”的分配及价值取向问题。即：
“利益共同体”；范围为公司普通员工，为其支付与自身价值相符合的工资报酬。
“命运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研发、经营、管理中层骨干，为其安排期权股份。
“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
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
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
“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
“大锅饭”破了，“小锅饭”怎么吃？
中国近代社会经过百年步履蹒跚的岁月蹉跎，总算跨入了继往开来的新世纪。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苦心探索，反复试验，终于无须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理论利器。
可是中国企业界还是在大把大把的交学费：旧的秩序打破，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
——讲理想，讲道德，讲纪律，讲贡献等价值体系连同“三铁”受到冲击，那么现代企业应该讲什么？
——过去，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今天企业的使命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把职工叫“主人”，非国有企业视员工为“打工者”，那么怎样增强国有企业职工的“危机意识”，怎样减少非国有企业员工的“雇佣思想”，共同提高全员“主人翁意识”呢？
——那些自诩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私企老板怎样才能摆脱“企业是我的”，从而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理想共同”的劳资合作关系呢？
——企业组织流程通常是：乡镇企业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学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照搬书本。现代企业制度最关键一条：管理科学怎么落实呢？企业观念、企业组织、企业流程，还有许许多多“估堆堆”的环节需要再造吗？
——私企中坚力量（包括老板本人）多数来自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他们的老师是“一大二公”，他们的经验是“计划经济”，他们的管理理念多数是“行政”、“处罚”、“镇得住堂子”。更多表现为“暴力和金钱”过渡时代，离知识经济时代尚有很远的路程。那么，怎么解决“管理思想衔接”？
——国有企业几十年，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那么，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又怎么解决？
还有企业的科研、生产、营销以及企业的诸多内部制度是否已经适应产品战略、营销战略和企业形象战略了呢？
前几十年，我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走了很多弯路，甚至犯过致命的错误，美其名曰“交学费”，今天民营也好，股份制也好，不能再交学费了。上面提到那些问题但愿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让我们试目以待。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老板都回答不上，在实际运作中更是稀里糊涂，或者就根本没有打算弄明白。
办企业就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说来很简单，真像这样“操”下去，有几人真正把钱赚到了，又能赚多久的钱。
这里我要说的是企业使命，即先把赚钱放一边，而把赚谁的钱搞清楚，即把市场搞清楚，把赚这个钱需要经过的程序、环节、难点搞清楚。因此，我们主张企业家一只眼睛看到生意，一只眼睛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和变革。
在“变”中把握机遇，在“变”中求得发展，与时具进，既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为我们这个社会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政治大局贡献一分力量。所谓得人心得市场，你真的被公众公认为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有爱心的企业，顾全环境、行业、社会总体平衡大局的企业，你想不发财，想不发展都难。
所以，我几乎每一次接手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都会习惯的问问老板“企业为什么存在？”
矛盾在《子夜》中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将中国第一轮自由经济的罪恶作了描写。这部里程碑式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家可以操纵军队，要股票跌价就叫守军打败仗，为了让股民重拾信心，他又可以叫进攻方后退三十里，让城里出现暂时稳定局面，增强股民入市积极性，从而抛售低价买进的股票。
“权力寻租”做到动用专政工具——军队了，还有什么生意做不成，还有什么企业做不大。
在为成都几家企业做策划的过程中，我已隐约感到资本的力量，真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所以十多年前有位坐上县长岗位的小兄弟告诉我：“以后做县长就不是我这种人了，没有钱你是坐不稳当的”。当社会矛盾激化到需要少数拥有控制权的老板出面摆平的时候，我那位县长兄弟的担忧就不是多余的了。
如果所有的老板都把“企业为什么存在”搞懂了，经济发展质量会提高一大步；但如果每位老板都发展到足以用军队进行“权力寻租”，其他社会力量还能对他有所制约吗？
但愿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何况，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经济，而非别的什么。
当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继续做好，也有相当的难度，做不好，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很难发展。 。。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地上坎多路难行，
河上滩多行船险，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还在生产队种地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民谚，因查不到相关资料，因而作了修改。总之，这段闪耀朴素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