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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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的这个现象，即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从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内政联着外交，经济联着政治，现实的情绪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又关联着对未来走向的茫然。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也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必然要面临的挑战。
如果这样说还太抽象，那请允许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40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像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像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既然这样，今天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一定不仅仅是外交家和军事家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对内政转型的通盘把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一定不是纯经济学家们所能提供的，而必须有背后的具有政治高度的考量。同样，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甚至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是司法和纪检系统就能解决的，而必然联系着对中国转型更深层逻辑的把握和运用，其中包括建构一个合理的经济和民生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架构独立运作的法治等。
35年改革的基本特点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没有遇到过的。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第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过去35年，中国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79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二是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这三个里程碑在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上层层递进，一步步使中国从1978年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这三个里程碑所折射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基本上没有摆脱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即从孤立领域切入和“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终于城市，其原因就在于改革进入城市后，未能解决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官倒”，亦即今天腐败的早期源头。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这既有1989年以后的无奈，也有浓厚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模式在过去20年里强力推进了中国经济，但也带来了今天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问题。若没有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过去20年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带来的；同时，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绝大多数问题也是过去20年里的这一模式所导致的。所以，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的临界点。
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另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成就还是问题，都不再通过单一领域的切入就能解决，而必须诉诸跨领域的、综合的视野和手段。
另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是使中国摆脱各种羁绊，如虎添翼。“入世”前很多人的种种不安和担心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入世”后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又仅用了四年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随着中国在短短几年里“一不小心”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贸易冲突到能源、领土争端，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情绪，从历史恩怨到面向未来的茫然，这几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冲突无休无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力逆转所导致的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以及中国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成熟思想。
中国双重转型的艰难
另外，大家不知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两个互相关联，但本质上又有区别的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是始自1979年，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9年改革开放。它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走上现代化之路，各路仁人志士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综合，也是中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带有一般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往往可以在国际和历史的背景下，找到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教训。★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最初是中国执政党为实现民族现代化而做的一种尝试，但不幸被证明行之无效。尔后中国执政党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先是在1979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又在1992年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则带有史无前例的特征。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惯性使然和体制转型的滞后，中国的改革至今仍遇到许多羁绊。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在现阶段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交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也须承认，改革的滞后有时又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未来改革：拒绝试错，少走弯路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在多年后回首，当时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政府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当年是否预计到今天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过去20年，政府职能在干预和审批方面高度“越位”的同时，也有在承担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严重“缺位”。当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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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其差错大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计划经济做法严重窒息了上述三个领域活力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市场化不等于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当房价已极度扭曲、畸形，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的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改革设计及其问题，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中国的房价显然已是极其荒唐的现象。但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否可用另一个荒唐的手段来治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一定将导致更大的荒唐。然而过去几年房价调控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用高度的行政干预试图抑制或打压房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捡回了户籍制度——一个必将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陈旧事物。
当年盲目迷信市场化而忽略政府保障之手，“倒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今天为打压房价而捡回高度行政干预和户籍制度，“捡孩子把脏水也一起捡回来了”。这样的荒唐和折腾，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屡见不鲜。
更要命的是，所谓打压房价，始终都是在打压需求面，而从未在高房价的供求面（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动过任何手术。因此，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