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德意志霸权之路-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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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澄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明确指出，装甲快船在对上穹甲快船时有胜无败，而欧洲各国尤以德国船厂在装甲快船的设计和制造上颇有精到之处，较之英法二国船厂为胜。
与此同时，伏尔铿船厂在北京的商务代表也开始积极运作，依靠较高的佣金比率，以及对中国人心理的准确把握，其提出的设计方案获得庆亲王奕劻的青睐。
伏尔铿船厂此番为北洋海军设计的两条军舰其实就是大号蚊子船，或者说近岸炮艇。排水量1000吨，航速17节，全舰配备2门105毫米速射炮和4门88毫米速射炮以及4门57毫米格鲁森六磅炮。防护方面，拥有完善的最厚90毫米的水线带装甲，不过面积较为有限。此外，为了节省成本，其内部装甲是以平甲板而非穹甲贯穿全舰，这种“装甲盒”的结构使其面对大口径火炮攻击时抗沉性不佳。
该型炮艇本来是伏尔铿船厂为德国在西非沿海地区打击贩奴和海盗设计的，在远洋作战时由于吃水浅的缘故船身不稳，所以火炮射击精度比大型海船要差一些。不过好处在于价格低廉，而这正符合了清廷大臣们“少花钱多办事”的心意。
许景澄虽然对该型炮廷的性能并不满意，认为“难以和日舰匹敌”，但是单条8。5万英镑的船价还能奢望什么呢？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军备竞争，清廷以较快的速度向伏尔铿船厂下达了订单，两舰工期7个半月，计划于1894年底交船。除此之外，李鸿章还从北洋军费中拨款20万两从德国购买了8门150毫米速射炮，以及3500发各型号高爆弹。
不过，此时的东亚局势整体上还是平静的，两国的军备竞赛只能算是舒缓平静的乐章之中的极微小的不和谐音符。在李鸿章看来，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应携手共御外辱，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政府则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在朝鲜事务上处处对清朝方面礼让三分，尽显结好友邦之诚意。
1878年夏天的一场暴露划破了东亚天空的宁静。
朝鲜发生东学党暴乱后，中日两国相约出兵帮助镇压，很快暴乱便平定了，于是两国相约撤军。不过早已蓄意和中国开战的日本政府则看准了机会，暗中不断增兵朝鲜，正式拉开了其皇国布武的历程。
当威廉收到朝鲜暴乱和中日冲突的消息时，心中知道该来的终究要来了。
朝鲜和德国关系虽不密切，但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对于朝鲜也绝不陌生。朝鲜王国在1870年代曾经经历过一次改革，其主导者崔哲南曾在普鲁士留学，其掌权后加强了朝鲜和德国的联系，因此在1890年代居住在汉城的51名西方商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汉堡的各个商行，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俄国也超过了美国。
当日本公使青木周藏向德国外交部通报了朝鲜局势和日本的目的后，得到了赫伯特的鼓励。朝鲜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保护国，1880年代后期，李鸿章为了防止朝鲜独立大大加强了对于朝鲜的控制力度，而这对于自由贸易是无益而有害的。
赫伯特认为日本若以维护朝鲜独立为目标对中国宣战是完全符合德国利益的。
在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后，日本终于大着胆子干起来。
从6月份开始，中日两国为朝鲜撤兵问题交涉频繁，清政府始终举棋不定，以至于贻误战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则对清廷驻朝总办袁世凯施展外交欺骗，使后者错误判断了形势，从而赢得了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的时间。
7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代表本国政府向总理衙门发出一纸照会，宣布和清廷绝交。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至此终于落空。
不过英国政府还是希望阻止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格莱斯顿首相担心，中日战事会极大影响当地的贸易，并使远东的货运价格上涨到令人难以接收的程度。
此外，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清朝拥有一支可以对抗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也是英国所看重的。在那个年代，庞大的中华帝国依然是东亚最重要的一极，1880年代的伊犁争端也说明清朝依然具备在北方抗衡俄国的力量，而这正是英国政府想要借重的。
因此，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十分卖力的居间调停中日两国的冲突，即便到了7月20日，他依然没有放弃调和的努力。
不过，日本既已决定开战，这种空口调停自然毫无成效。
此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朝鲜事急，所以在李鸿章的的建议下，许景澄向伏尔铿厂提出，将刚刚完工的两条和中国订造的同型号装甲炮舰加价卖给中国。
按照德国为鼓励民营船厂获得海外订单的政策，这两条由德国海军订造的炮艇在没有正式交付德国海军前是允许船厂优先出口创汇的，而且中国公使还表示愿意加价1。5万英镑。不过眼下中日交恶，如果德国政府应允了伏尔铿厂的这桩卖卖，势必招致日本的怨恨。
瓦德西政府对此事处理甚为持重，他本人建议拒绝中国公使的请求，不过国务秘书比洛却认为，中日之间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合法贸易不应受到阻止。而且也没有必要把日本看得那么重要，那毕竟只是遥远的太平洋上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而已。
两人的嘴官司一直打到威廉这里，对此威廉也感到头疼，最后想来想去，他决心以此为契机从清政府那里捞些好处。
“将此二舰售予中国势必会让日本感到失望，所以中国政府要想得到军舰，就必须给予我们足够的好处，让我们觉得这种付出是有价值的。”
于是，一场有关帝国在远东利益的大讨论在德国的高层悄悄展开。
第一百五十六章 胶州湾
德国在远东最主要的利益在于商业和航行，而为了保障这一利益，获得一个永久性的，可以驻泊军舰的据点是最好的选择。
在御前会议上，威廉提出了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港口的主张，不过港口具体选在哪里还需要认真商榷。
对此，瓦德西向威廉转呈了普鲁士贸易大臣的报告：“我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确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在这方面，我提议在台湾南部寻找立足点，比如大鹏湾，该地区在六十年代已为奥伊伦伯爵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所关注，被认为适宜并建议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
历史上，1859年普鲁士政府派往远东一个外交团，它访问了锡兰、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爪哇等岛国和地区，途经曼谷、加尔各答等，于1862年回国。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队与清军决战时期，他们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代表团甚至建议“可以台湾南部居民和普鲁士军舰‘易北’号发生冲突，或以这个岛上对德国商船的偶尔袭击为借口”，占领该岛。只不过当时普鲁士的精力主要在欧洲，而且国力有限，因此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赫伯特和比洛两人从外交层面考虑，认为台湾历来为法国、美国，现在又为日本所觊觎，虽然台湾南部的某个港口在从经济地理上看地区是十分合适的，不过“还是应该选择不和友邦冲突的地方为好”。
两人chayexs。。chayexs。推荐的是舟山群岛，他们援引1870年李希霍芬教授考察中国后呈送外交部的报告说：“作为一个自由港，在一个像普鲁士的国家手里，舟山可以得到一个使人推崇的地位。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这个口岸易于设防，位于中国沿海南北的主航道上，利用一支舰队可以控制华北及日本的海上交通。就商业价值而言，这里比邻上海，位于长江口外，经过发展，很有希望建立起一个‘德国的香港’。”
他们十分肯定的建议道：“舟山一旦归入德国的名下并以自由港开放贸易，不久就可以将上海一部分商业拉过来，并且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非常发展将渐渐超过上海。在中国沿海，最具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据点，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那就是舟山。”
帝国海军总参谋部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的讨论，台湾、澎湖列岛、大鹏湾、舟山群岛、厦门鼓浪屿、胶州湾、三门湾等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
海军大臣霍尔曼在给威廉的正式呈文中说道：“所谓军港者，应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人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时候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并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在国外和平及有秩序的状态下，军港的利益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
霍尔曼提出，在中国至少要获取两个这样的军港，“一个在我们的利益范围的北部，一个在其南部”，具体地点的选择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个宽敞的海港，各方面不受海与风的影响，并有优良的停泊地点，就海港附近土壤的性质而言，建筑货站、工场及船坞时，必须没有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二是地点必须位于主要交通线上，且有商业价值；三是在天然的特点方面，必须能提供建筑要塞的有利条件；四是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列强军港过于靠近。根据这些条件，霍尔曼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组合：一组是舟山与厦门；一组是胶州湾与大鹏湾；一组是朝鲜南端莞岛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
新任海军司令科诺尔在和威廉的谈话中则坦言，舟山实乃帝国在远东最有价值之据点，除此之外胶州湾是“第二最适宜”的地点。
对于海军方面的建议，赫伯特和比洛认为，厦门是条约口岸实不可取；大鹏湾和澎湖列岛属于台湾范围，亦不可取；莞岛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且一直被英国注意所以更是不可能。
舟山虽然也是英国梦寐以求的，但是似乎并未有明确的条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情况下，德国未必不会获得这一宝地。
两人也坦诚，如果舟山实不可得，则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说不上优良，但胜在阻力较小，除了中国政府外再没有哪个国家会特别反对。
对于中国地盘上的东西，威廉自问比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们懂得多一些。
不过赫伯特的结论倒是不差，舟山的确是中国沿海形胜之地，只不过长江口一带乃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大端，德国占据舟山等于给长江航运上了一把锁头，钥匙却不在英国人手上，所以英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其实，英国也深刻了解舟山的价值。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攻占定海，之后由于一场疫病的爆发，全军减员三分之二，这种情况下，义律才被迫撤回香港。不过，英国既然无法获得，其他国家自然也别想占据。1846年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