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宽一寸,病退一丈-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⒏挥小⒏览觥⒏晒Γ蛐砘顾隳苋蒙缁崧狻？上衷谡庋颐环ǖ玫饺嗣堑陌砸裁环ò约骸⒔邮茏约骸薄Ｕ庋奶染褪巧聿⊥吹母础�
有害态度对免疫系统产生消极影响，而我们的康复态度能对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我一直铭记着西蒙顿博士的一句话，这句话给过我许多灵感和希望：“我们可以用想象力对思维施以健康的影响，从而维持生理的健康。”
身体自我恢复的能力非常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影响潜意识，移除造成疾病的情感障碍；随着这些障碍的不复存在，我们的情绪重归平静，免疫系统功能也得以恢复，身体也就康复了。
《康复疗程指南》对此做了描述：
癌症的恶性循环可以逆转。引发癌症的心理…生理影响机制，同样也可以用来治愈癌症……
关键问题是，患者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相信问题可以用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患者对康复的信念，以及他们对问题的“重新认识”，都可以带来积极的希望和期待。这种希望和期待能像之前的沮丧和绝望情绪一样，对边缘系统产生影响。好好活下去的愿望，会在下丘脑中得到反映，下丘脑再用化学信号影响垂体腺的分泌。
下丘脑活动的变化会解除之前神经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让身体恢复限制和消灭变异细胞的机能。垂体腺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影响总体的内分泌，使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平衡。这一平衡会降低细胞发生变异的几率，让治疗和身体本身的康复都变得更容易。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细胞变异率的降低，为癌症的康复创造了良好条件。仍然活动的癌细胞很容易被治疗手段和免疫机能摧毁。
玛格·德·库克博士也在文章中说：
我们能够创造健康的思维模式，从而远离疾病、永葆健康。
我们理应为自己生病负责……是我们“让”自己患病的。自我破坏性态度造成的压力，是免疫系统削弱、致病的原因；改变这样的态度，让情绪重新放松下来，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让垂体、下丘脑和肾上腺正常工作，维持合适的激素水平，从而恢复免疫系统机能。用康复性的决定替代有害态度，就可以恢复健康。
总之，态度就是一切。
态度的力量
我们的所思所想决定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潜意识层面的态度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外科手术、化疗、放疗、药物治疗手段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态度。《疾病的剖析》一书的作者诺尔曼·卡森斯十分长寿，这正是得益于幽默带来的健康态度。他在书中强调，很多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药物本身，而是患者对治疗的信任。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总是告诉前来咨询是否该做手术的癌症患者：“要是你相信手术能够成功，那就做吧。要是你自己都不信，那手术一定会失败。”
在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中，态度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百岁老人的调查发现，有一位老人每天喝一瓶威士忌，并声称这正是他长寿的秘诀；另一位老人则把她的长寿归结于每天进食一打鸡蛋和半磅熏肉。尽管这两种饮食习惯都与现代营养学的健康理论完全相悖，但态度造成的积极影响远远胜过了酒精和胆固醇的消极影响。调查惊奇地发现，所有百岁老人都充满自信，乐观、开朗，没有一个人有自卑倾向，或者自我破坏性的态度。
《圣经》中，门徒们问耶稣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耶稣答道，毒害我们的不是入口的食物，而是出自口中的言语。我们自己的言语和态度能成为真正的杀手。所以，当你情急之下或者暴怒之下说出“气死了，烦死了，郁闷死了”这些话时，多想一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要对那些口头语感到不以为然，长此以往，它们会变成伤害你的恶性态度。
我自己初患癌症时的态度是，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别人都是对的，所以我一定错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有害态度。
小时候，我经常会为别人的过失遭到责备，却不敢申辩，因为申辩只会带来更加严厉的责备。代人受过成了一种习惯；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责备我的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我亲爱的家人。要是我顶嘴，激发他们的怒气，就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别人的怒气总使我害怕，在战争中长大的我知道，怒气真的可以致人死命。我见过一些人因为愤怒而变得歇斯底里，做出没有理性的危险举动。
儿时的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责备，因为我深爱着家人，不愿他们受到伤害。现在想来，当时责备我的人真的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一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多年之后，我受到一名同事的严厉批评——同当初受家人的责备和批评如出一辙。这批评让我深深自责，而自责正是心理上对自身的攻击。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我癌症的发端。
。。
致命的态度
癌症可以看做是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对自身进行攻击的过程。
我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癌症患者都有自我攻击的思维模式——正如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自我攻击一样。他们大都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为了避免冲突，只能自己让步，把怒气压抑在心底。他们不知道，这完全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解释误会，压制心中的怒气，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机制必须逆转，建立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表达能力，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正如我曾因身为女性而否认自身价值一样，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缺乏自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他们靠关怀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来替代自尊自爱。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从富豪、名人、贵族，到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医生、家庭主妇、商人、艺术家等，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倾向。“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态度是他们心头的重压，也是癌症的根源。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有害态度是：癌症肯定会让我死亡，对此我无能为力。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要不就是生活环境；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我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活该如此。癌症就意味着死亡，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以最可怕、最痛苦的方式死掉。
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身体，让癌症迅速恶化。患者越是坚持这种态度，癌症恶化的速度越快。这种事情你肯定听过，从前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患者深信不疑，通常他们真的会在三到六个月之后死去。家属们还会说：“医生的话果然应验了。”
如今，医生们表达诊断结果时，通常这样说：“根据统计分析，情况相近的病人有95％会在三到六个月后死去，也有5％的病人会自动康复。或许你就是那5％的幸运者之一。”
心理安慰的力量在许多经典的研究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西蒙顿博士的《恢复健康》一书中详述了布鲁诺·克洛普弗医生的一个著名试验。克洛普弗医生邀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试用药物克若贝辛（krobiacin）进行治疗，这是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药。这点燃了患者心中的希望，他告诉克洛普弗医生，他相信新药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结果，受试者的情况证明，新药对癌症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这位对新药深信不疑的患者康复了。
不久，报上刊出一篇文章，提出克若贝辛对癌症无效。文章对那位患者打击很大，他的癌症很快复发了。克洛普弗医生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一批同行，要他们在患者面前故意兴奋地谈论“新型的”克若贝辛制剂，说这种制剂解决了致命的技术问题，对癌症更加有效。患者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了，他同意试用这种“新型制剂”。克洛普弗医生给他服了一片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衣片。患者又开始康复了，康复速度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快。
不幸的是，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确认克若贝辛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彻底失败。患者看到这篇文章后，癌症迅速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救命的态度
态度的转变会带来健康状况的改变。有害的信念和态度能造成疾病，同样地，康复性的信念和态度也能治愈疾病。逆转有害态度就是逆转癌症和其他疾病。
迪帕克·乔波拉在他的名著《量子疗法》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因信念而康复的实例。那时候，他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医师，院里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女儿找到他，求他给她母亲开一张“完全健康”的体检单。乔波拉医生知道患者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开出了体检单，他就再没关心过这件事。
一年后，这位女患者忽然来找乔波拉医生，她的气色非常好，这让他吃惊不已——他以为她早就死于癌症了。“我是来做复查的。”她告诉他。“起初我总是浑身疼痛。您说过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这些疼痛一定是幻想出来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疼痛都消失了。”
乔波拉医生告诉她：“你做得很好，坚持下去吧！”这件事让他发现，病人要康复，并不只是药物和手术治疗这么简单。
只有态度才能带来真正的康复。乔波拉医生的患者把“因为得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态度转变成了“没有任何问题”的态度，这就是她康复的原因。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也多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说服头脑，通过健康的意象来重建免疫系统，从而实现康复。
拿我自己来说，正式开始自我治愈疗程时，我努力把有害的态度转变为康复性的态度。彻底地放松之后，我想象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态度。我回忆过去曾让我难受的一些事情，想象自己从新的、积极健康的角度出发，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安宁祥和，对自己和生活都有了信心。
我全心全意地进行了几天的自疗，身体的痛苦每天都在减轻。新的态度越是在我心中扎根，我的内心就越发充满快乐。自我治愈的效果是惊人的，随着内心感觉的日益改善——疼痛逐渐消失，各种疑难症状日渐减轻，快乐和轻松与日俱增——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各种机能都迅速恢复正常。
我很清楚，让我康复的是态度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变化，绝不是每天服用的维生素药片。为了庆祝这一转变，我给自己调了杯咖啡。我坚信，美味咖啡带来的快乐，对康复的帮助远远超过咖啡因的负面影响。这一刻，快乐和喜悦的情绪正作用于我的大脑，催生帮助身体恢复的化学物质和激素信号，让免疫系统日益增强。这就是癌症逆转、彻底康复的开始。
过去的4年中，西蒙顿博士共对159位被诊断为“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进行了治疗，同时选取了一组情况类似的患者作为参照。按照西方现代医学理论，实验组159位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12个月，而经过我们的治疗，实验组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了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