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心理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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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天，胡佛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顺利毕业。对于自己何去何从，胡佛有着自己的打算。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热血青年都纷纷上了前线，而胡佛却费尽周折弄了一张“暂缓入伍证明”，并通过母亲的侄子司法部部长威廉·希茨的关系进入了司法部。虽然后来胡佛为自己没有应征上前线作了如下解释：“上级认为我担任反间谍任务比上战场更为重要。”但明白人都知道，他根本就是在说谎。因为他在进入司法部后，从没参与过反间谍工作，只是在邮件室处理往来于联邦政府的各类邮件。后来胡佛一直认为，司法部的工作让他屈才了。不过，那时的胡佛对这份工作却是满怀热情，十分敬业的。每天在办公室里，他始终是最早一个上班，最晚一个下班走的人。他很快就被邮件室的主任乔治·迈可森注意到了，他觉得胡佛不但头脑聪明，还十分勤奋，通过和胡佛的几次谈话，对胡佛印象更加深刻了。也就是在这时，幸运之神悄悄地向胡佛靠近了。
乔治·迈可森的关系很广，也正是他让胡佛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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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一个早晨，上班的路上，乔治遇到了老朋友、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布鲁斯·比利斯基。当时的调查局以员工懒惰著称，布鲁斯见到乔治后就把工作中的烦恼和抱怨发泄给了乔治。乔治与他在感叹世风日下后，就谈到了自己的员工胡佛，说胡佛是他见过的在工作中最勤奋效率也最高的人，布鲁斯听后对胡佛产生了极大兴趣，说道：“这样聪明的年轻人放在你那是不是有些屈才了？”
乔治很大方地回答道：“如果您需要这样的人，我可以马上把他送到您那里。”几日之后，布鲁斯就找到了胡佛，他对胡佛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因为自己那里还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把胡佛推荐给了新成立的战时行动处处长威廉·弗林。就这样，年仅22岁的胡佛，就在1917年年末正式入职战时行动处。这个部门隶属于调查局，胡佛的工作范围是对付德国间谍可能进行的窃取或破坏行为。f米f花f书f库f ；http：//www。7mihua。com
这时胡佛算是真的做了反间谍的工作。儿时的锻炼和天生的聪敏让胡佛在这份工作上如鱼得水，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主动放弃休息日，顾不上吃饭，每天工作到很晚，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很快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不仅得到了处长的口头夸赞，还获得了一年内三次加薪的机会。
胡佛在战时行动处工作时，正是美国渲染对德仇视情绪高昂之时，那时美国的报纸天天刊载德国间谍在本国进行的颠覆、破坏行动的报道。他们大批抓捕“嫌疑犯”。胡佛当时给行动处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他指出，对凡是在美国居住的德国籍或德国裔女性进行登记，以备不时之需。随着这场反间谍战争的发展，美国又兴起了整肃共产主义思潮的运动，这又给了胡佛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战的狂热，反共浪潮的高涨，一浪一浪的革命危机，越演越烈的犯罪活动，使得“美国英雄”的称号毫无异议地落在了胡佛的头上。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行动处也被解散，胡佛的“美国英雄”称号的荣誉也至此终结。同时，由于战时行动处的解散，胡佛也处于失业状态。他的上司弗林把他推荐给了即将上任的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帕尔默是个激进的司法部部长，他一心想在那样治安动乱的年代使一切都恢复平静，因此，他向国会申请，拨出专项经费让司法部着手对全国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激进团体进行大规模清查。而负责此项行动的正是联邦调查局，调查局局长威廉·弗林便借机将胡佛拉进了调查局。于是，年仅24岁的胡佛正式加入调查局，并担任局长助理，负责搜集和整理“带有革命激进主义色彩的社会团体”的黑资料。
之后的胡佛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干和旺盛的精力，在很多调查局的行动中表现出色，因此，使得他很快在调查局里声名大震。同时他的仕途发展更是一路顺畅。1924年12月22日，他被正式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从而开启了他带领FBI走向辉煌的旅程。在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48年间，对美国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6页 ：2． FBI崛起的契机：林德伯格绑架案
2．FBI崛起的契机：林德伯格绑架案
胡佛上任后，立即对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彻底整顿。在整顿内部的同时，还积极扩充自己的人员和机构，先后成立了指纹鉴定处、调查处、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实验所等机构，招收了大批的新成员，并制定了训练特工人员的条例制度，从而确立了联邦调查局的雏形。
而真正让联邦调查局声名鹊起的是1932年发生在美国的“林德伯格绑架案”。1927年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到来，治安本就一塌糊涂的美国更是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先是社会秩序失控，大批失业人员怀着满腔的愤怒与绝望走向街头示威游行，而随着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国民道德的瞬间崩溃，社会上的犯罪行为也日益猖獗，一些被美国视为敌人的著名的犯罪分子也纷纷登上了美国的国家秩序破坏者的名单。
这些人视法律为无物，草菅人命，政府的权威和民众的基本权利遭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的联邦调查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但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这些犯罪分子大都属于地方政府所管辖，而作为中央行政的联邦调查局没有权力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尽管社会需要治安维护者，调查局也有这样的能力，但基于上述原因，联邦调查局也不能有所行动。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的无能，联邦调查局的介入也是必然的，而使得调查局改变历史的契机终于出现了。
1932年3月1日，美国的飞行英雄林德伯格的儿子小查理在家中遭到绑架。由于地方警察的无能，致使犯罪分子在多日后仍然逍遥法外。林德伯格是议员之子，25岁的时候，便驾着一架很小的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罗斯福机场起飞，用了33个小时在大西洋对岸的法国巴黎落地。他的这次飞行创下了两项世界纪录：第一次实现了纽约至巴黎的直达飞行，这是航空史上飞行时间最长的连续飞行。因此，在美国眼里，他是一位世界级英雄。这样一位英雄的孩子被绑架，美国人认为这是犯罪分子对美国政府的攻击。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将这一案件视为非法分子对国家秩序的一大挑战。巨大的民众压力，让美国政府最终作出决定，地方政府如果提出要求协助破案，那么，政府会指派几个部门参加对林德伯格绑架案的调查，而这几个部门分别为：特工局、禁酒事务组、华盛顿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政府指派了胡佛为联邦协调人，但政府对其职责的规定是，不负有办理此案件的责任，只是帮助地方政府。只有在发现罪犯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调查局才能接手办理此案件。
林德伯格在1932年2月27日，在霍普维尔向当地警察报警，称前一天带着儿子来到他在霍普维尔的别墅度周末。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被孩子的保姆叫醒，说孩子不见了。林德伯格慌忙赶到孩子的房间，孩子已经没有了踪影，他在慌乱中注意到百叶窗微微地张开着。窗下方的暖气片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信上写着绑匪的要求：赎金5万美元，不许报警，否则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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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德伯格还是报了警，虽然警察很快赶到，但在作案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警方又对林德伯格家工作过的29个仆人进行了询问，尤其将孩子的保姆列为重要嫌疑犯并进行了严厉询问，却依然没发现任何破绽。林德伯格因为爱子心切，第二天便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自己愿意和绑架者私下接触，或者与绑架者指定的中介人接触，而且他还保证对与绑架者的一切行动都会保密。第二天林德伯格收到了绑匪的第二封信，信中对林德伯格报案一事表示不满，并把赎金提高到7万美元。警察通过对信件的分析，发现罪犯在信中将许多常用的词汇都拼错了，但许多很难的词汇却拼写得很正确。所以，警方认为罪犯很可能是外裔。
这时，联邦调查特工已经参与到此案中，在对两封信的分析中，他们认为这两封信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林德伯格却绝不相信绑架自己孩子的只有一人，认为很可能是当地的黑社会。于是，他又发表了声明：愿意与当地黑社会联系，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保证孩子的性命安全。
此时，一个叫康德的经过联邦调查局确信为清白的人声称愿意充当林德伯格与罪犯之间的中介人。考虑到这或许对案件侦破有利，联邦调查局就同意了受害者的要求，受害者林德伯格按照绑架者的指示，让康德来到伍德朗公墓与罪犯见了面。康德回到警察局后说，这个男子称自己为“约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梳理，并对林德伯格说，这个“约翰”可能就是罪犯。但此时的林德伯格早已失去了分析事情的能力，只为了让儿子活命，四处筹钱，又给财政部打电话，寻求帮助。调查局建议在赎金上做些标记，以便将来破案，正好时值财政部准备让美元在一年之后脱离本位制，这一政策一旦实施，所有的金圆券都将被政府回收，而代之以银圆券。也就是说，某一天罪犯拿着这些金圆券去换银圆券时，警方只要顺藤摸瓜就能将他捉到。林德伯格同意了这一做法，把所有的钱都做好记号后，就装在两个袋子里，让康德拿着来到了与“约翰”约定的地点。事先，调查局希望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警力，或者是跟踪康德，然后再跟踪绑架者，但这些提议全部被林德伯格否定。
结果是，康德把钱交给了“约翰”，“约翰”告诉他，孩子在一条船上，而这条船就在霍斯内克海滩附近。林德伯格相信了罪犯的话，第二天驾着飞机飞到了那里，可是他把整个海滩周围找了个遍，也没能找到那艘船和孩子。林德伯格在多天寻找后，最后痛苦地绝望而归。1932年5月12日，林德伯格孩子的尸体被发现，这一发现，标志着林德伯格所主持的那场搜索活动宣告失败。于是，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方再次介入此案。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林德伯格的仆人们。在第二轮的审讯中，一个名叫维奥莉特·夏普的女佣成了新的怀疑对象。这名女佣在警察的询问中显出紧张、焦虑的情绪，甚至语无伦次。警察立即搜查了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张纽约银行存折，上面有1600美元。这些钱显然与她的工资不符，但她的钱到底从何而来，警察也没能知道答案，因为第二天她就死了。死因也是一个谜，当地警察认为是他杀，而联邦调查局特工认为是自杀。
这条线索中断后，调查局特工们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