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话晋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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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山西商人也加入了与西域商人贸易的行列。清末在山西灵石县发掘出了十六枚古罗马铜币，从币面看为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与我们汉代属同一时期。专家还推测，今天灵石县的贾胡堡村就是当年西域商人的聚集居住之地。《后汉书》中有“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记载。汉代的山西商人还把触角伸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中就有太原人王烈在辽东经商的记载。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
以后史书中也有片言只语关于当时山西人经商的记载。《魏书》记载，山西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百万”。《晋书》记载，后赵建立者石勒曾在 14 岁时“随邑人行贩洛阳”。《北史》记载，北朝时期，“河东俗多贾要，罕事家桑”。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2）
隋唐时，山西文水人武士是一个大木材商。《太平广记》中记载，他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至大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得到武士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以后武官至礼部尚书，封应国公。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此外，还有山西闻喜人裴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唐代时，山西从南向北的许多地方，潞州、泽州、汾州、并州、绛州、忻州、代州、朔州、云州等已出现许多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并向全国，甚至高丽、新罗等国幅射。五代后周时，太原高人李彦躩曾任太祖的榷易使，掌管了后周的财税大权。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并、治、幽、蓟之人尤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尽现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的繁华与商业发达状况。山西商人在这个时代也大显身手。折中制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获得发挥盐业资源的优势，《金史》就有“解、绛民多贩盐”的记载。成功者也不少，例如，山西鲜州人娄应正是因贩盐而富，“计家财过一县之”，就是一家的钱比一个县的钱还多。
《宋史》中记载了并州阳曲人张永德经商致富，“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这位张永德还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宋太祖娶孝明皇后时，他“出■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投资”当然有回报，“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封建社会中 ，皇帝和官员控制着资源，因此，只有与权力结合才能把商业做大。以后晋商中的官商结合传统正是由张永德这时而延续下来的。
元代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马可波罗游记》中指出：“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虽然至今，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尚有争论。但无论这本书是自己亲身游历写成，还是听别人的所见所闻写成，对山西商业活跃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山西有独一无二的盐池，有铁与丝绸等物产，邻近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又地接塞外，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这些无疑是明清后晋商形成的物质基础。
但比这种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长期经商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重文轻商，重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的。但一代又一代经商成功者的榜样逐渐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他们把“学而优则仕”改变为“学而优则商”，甘心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情节是，在太原贡院前山西总督哈芬讥笑山西人贪财重商，把民风带坏了。乔致庸当着这位总督和主持考试的学政胡沅浦大义凛然地述说了士农工商皆为天下所需，商人货通天下，又为国纳税。这个情节也许是艺术创造，但的确是当时山西商人对商业的新认识。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3）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雍正三年（1724 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民谣“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同样反映了山西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重商传统。
这种重商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商业中来。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于经商，这才创造出了晋商的辉煌。
长期的经商传统也使山西人挖到了作为原始资本的“第一桶金”，同时出现了一批经商高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晋商就呼之欲出了。如果把晋商比作一架飞机，那么明代之前，它是在跑道上滑行；当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这架飞机就加油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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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铁牛（1）
尽管铁一直没成为晋商的主业，但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黄河铁牛提醒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
离开运城盐地，我们可以到离这里不远的永济市观看黄河边上唐朝开元年间的黄河大铁牛。这四座雄伟的大铁牛就在永济市西 15公里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边上。
这里是古代的蒲津渡。蒲津渡位于蒲坂（今永济市）与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两岸间，它是集渡、关、桥为一处的秦晋要隘，是当时晋地通向长安的必经之路。
唐开元十三年（724 年），唐玄宗下令，由兵部尚书张说主持重建蒲津浮桥。铁牛就是这座浮桥的桥锚。整个桥锚包括两岸的铁牛、铁人各四尊，铁山各一座。它们连成一体，作为浮桥的固地铁锚。两边用三十六根铁柱连接牛腹，用铁索联连，上铺木板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秦晋大地的浮桥。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北岸坐东向西的铁牛、铁人是在 1989 年 8 月发掘出土的。正西方 360 米处黄河对岸也有相对应的铁牛、铁人，还没有发掘出来。
在一千多年以后，当我们观看这些铁牛、铁人时，仍然为之震惊。这四座铁牛横向面河而卧，每座高 米，长 米，体阔腰圆，两眼圆睁，角昂然向上，最大者 75 吨，最小者 30 吨。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 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各有一铁人作牵引状。这四个人分别代表汉、维、蒙、藏四个民族。这些铁牛、铁人出土时仍然乌黑发亮，没有一丝锈痕。
面对铁牛，冶金专家会为我们在唐代所达到的冶金水平而骄傲，艺术家会为它的造型而惊叹，文学家会联想到当年张生正是由河南经过这座浮桥而来到离这里不远的西厢，与崔小姐产生了那一段浪漫的故事。作为晋商之旅，我们关心的当然是铁牛所代表的山西冶铁业及其与晋商兴起之间的关系。
据估算，已出土的铁牛、铁人、铁柱、铁山等的用铁量占到当时全国一年生铁产量的四分之一。铁当然是在当地冶炼的，由此可以推算出这一带当时在国内冶铁业中的地位。而且，当年并没有现在的大型炼铁炉，但铁牛等的铸造必须不间断地连续浇铸。据介绍，当年铸铁牛等的方法是在周围建起几百个甚至更多小炼铁炉（经历过 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的人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连续地冶炼、浇铸。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一带冶铁业的悠久历史和发达状况。铁也是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必需品和主要贸易物品之一。冶铁业在晋商的兴起中不可能不起到重要作用。
山西铁矿丰富，“产铁之地十有###，其不产地十之一二”。虽然书上的这些记载难免有文人的夸张，但山西铁矿储量的确不少，而且都是含铁量达 40％…50％ 的富矿。山西的大量煤矿资源是在19 世纪后期以后才被发现的，但山西南部早就有煤矿的开采与利用。有铁矿、有煤矿就会发展起冶铁业。
中国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山西是中国最早生产并使用铁器的地方之一，这一带有考古发现的铁器。西汉才女卓文君的先人卓氏就是在赵冶铁而富，后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的。
在汉武帝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铁和盐一样实行专卖制度，限于官采官办。铁与铁器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东汉元和年间（84—87 年），在山西岁采铁 207 万斤。向民间开放冶铁业比盐要早。后唐长兴二年（931 年），在官办采铁的基础上，“并许百姓随便铸造”农器烧器。后晋天福六年（941 年），又重申这一政令，“今后许百姓自行铸造”。从此，山西冶铁进入官办与民办并举的时代。这就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山西商人在盐之外又进入了铁的生产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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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铁牛（2）
山西的官办冶铁在历朝历代都占有重要地位，北宋至道二年（996 年），铁在河东，立炉于西京（今洛阳）州县，拨冶户 760 煽。至道三年（997 年），又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 1000 煽。到元代，在至大元年（1308 年），在河东建提举司掌管冶铁之事，管 8 个冶铁的地方。到明代洪武六年（1373 年），全国置冶铁所 13 处，山西有吉州两处，太原、泽、潞各一处，共五所，占全国冶铁量的 38％。明代山西产铁的州县达 19 个，遍及山西的南北。
山西的民营冶铁业也相当发达，分布在 32 个州县。其中，以泽州的阳城、潞州的长治为最。这一代被称为泽潞铁，算得上是当时的名牌产品。泽州以生产生铁为主，主要用于铸造，包括官用的炮、钟，也包括民用的锅、壶、盆、铧等。潞州以生产熟铁为主，主要用于打造刀、剪、锄、钉等。尤其是潞铁打造的钉，为南方造船所必需。
泽潞的冶铁技术在明代有了很大进步，在众多个体冶炼的基本上，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铁的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据清代人唐甄在《潜书》中记载，“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冶铁，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所籍而食之者，常百人。”这样经用百人之上且分工明确的冶铁场当时并不少。
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