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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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稳定“工资为生者”（即工人阶级），就要有一种力量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要稳定劳动农民，也要有一种力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谁来保护他们？历史证明，任何政党都不可能直接保护工农的“经济”利益。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政党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在政治的层面上，不管是什么动作，一下子都是够不着某些人群具体而直接的“经济利益”的。例如八小时工作制、与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这些工人阶级的权利，都不是政党斗争的结果。如果具体到工人的经济斗争，常常是“工联主义”的工会来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因为这不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因而是合乎逻辑的。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就是中国最早的优秀的工会活动家和组织者。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工人从北洋政府高压下，经过流血和拼命，终于争得了由工人自己自主创建工会的权利。农民也在20年代争得了成立农会的权力。工人农民都是弱者，弱者的联合，才能保护自己的具体经济利益，例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历史上，在美国，当民主党人罗斯福1933年任总统时，“大萧条”还未结束，罗斯福总统认识到，必须提高“总需求”，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提高人民收入和增加消费。于是，工人获得了在工会带领下向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这项1935年的总统法令最终经国会通过变成了美国的法律。由于工会切实保护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加工会的人数在十年里上升了5倍。
工人自主成立的工会，不仅是基于“工人阶级革命意识”产生的组织，也不仅是低水平的、相当凶恶的北洋政府也不得不最终承认的“保护工人”的组织形式，而且，从美国情况看来，工会还是切实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所不可少的、而且对提高“总需求”所不可少的非政党组织。它对于经济的正常发展，有很大意义。既然资方成立了“商会”和“行业公会”，保障了资产者的利益；那么，工人就应当能自主成立自己的工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农民则应能自主成立农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世界上的事情是相克相生，商会和工会是相克的，但是只有相克才能相生，因此反而会有利于整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凑成合力，必须互相制约，才能正常发展。所以，有些制度应当健全，允许工农自主成立工会和农会，保持独立性，就是一项不可少的社会制度。否则，不平衡必将带来不稳定，这是必然的，决不是用号召和“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来讲，就是这样，对于工人阶级，若没有制度上的“保障”，那就是“制度上的不保障”。中国的法律，远不是一部细密的、无懈可击的法律体系。有人说，只要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做。于是，尽量压低雇工工资，这种资本的本能的原始冲动，也就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在全国大行其道。中国人的工资比起美国，竟然能差到30…50倍，就是说，在美国雇二三个人付出的工资，在中国可以雇100人。中国人如此不值钱，经济学家们却是大声叫好，大讲特讲这就是中国的“优势”。可怜的优势！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优势，不是技术优势，不是资源优势，也不是文化优势，而是人穷！工资低！人们可以吸进污染的大气！还可以喝下污染的脏水！依然能够只拿一点钱，干牛马活，为全世界作生产“工场”。难道就是这样的优势吗？我看，这种优势，不要也可。
近年来还有个说法，叫做：关怀（或者肉麻一点，关爱）弱势群体。但是，“关怀”并不是法律用语，于是这话翻译出来，也可以是：工农太弱了，请大家施舍一点吧。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少数人”富起来，把工农逼成“弱势群体”，然后请求“少数人”这个强势群体关爱一下工农这个弱势群体吧，赏给他们一点什么吧。为什么工农劳动者的“势”就是弱的？理当是弱的吗？他们人数那么多，俗话说“人多势众”，为什么反而成了势弱？究竟是因为粗糙的法律？还是因为没有被雇佣者自主成立的工会？还是因为有钱的人们都把那些创造价值的人们当作了低贱的“人手”？他们，我想，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千百年来几乎一直没有摆脱苦难的劳动者弟兄啊。
谁来保障全民族的利益？
在中国，主流学者们关心谁？不客气地说，他们在关心有钱人。只要不伤害到那些有钱人的利益，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会提出实质性批评的。他们的这个脾气和秉性，当代中国的老百姓已经逐渐摸熟了。
但有钱人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所以，当仅仅是中国的富人被保障的时候，我们还不能逻辑推理地说，全中华民族的利益、或者说全国的利益已得到保障。
现在，中国的事实是，无论经济学说、还是经济政策，都很能体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但我不明白的是，当资产者的金链条打得足够长时，在19世纪末的西方，就逐渐开始向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走去。而在中国，情况似乎相反。在中国，我想，许多贪官能几亿、几十亿地贪，首先必须有个“客观条件”：得有这么多钱，他们才能贪到。小偷在茅草房里是偷不到金条的，因为没有。贪官在中国能贪这么多钱，说明“钱”还是有的。也就是说，金链条也已经打到一定长度了，为什么对穷人实惠的“社会保障”却越来越少了，比周恩来时代已经少得难以比拟了。不仅是低房租、低学费、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农村还是要差得多），已经被数十万的房价、高昂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所取代，而且，取暖费看来也要暴涨了，就是几年前还免费的“计划内”研究生，也很快要成为明日黄花了。看来，经济学家们还在整天瞄着老百姓的瘪口袋，看还能有些什么花样，可以再从里边掏些钱出来。
就是说，中国的资产者，比19世纪的西方资产者，要贪得无厌得多！也丧尽天良得多，不然世界上不会有2/3的假货在中国产生。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人们想想。就是除了国内的有钱人外，当国外发生了什么，也有可能把“危机”转嫁到遥远的中国老百姓身上。而转嫁这危机的还不一定是外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与研究的现象。依我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别看许多中国资产者在国内对待穷雇员、雇工是非常苛刻，但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他们常常首先是进行与中国人的竞争。中国人与中国人竞争，是最来劲的时候，相互间猛烈杀价，你争我夺。结果只有一个，把利益拱手送到“中华民族”之外。据说，日本的小企业一般都不敢到国际市场去“一显身手”，它们要做出口，也是委托或依附于大企业、大公司去做。而在中国，鼓励所有的国内企业去世界闯荡，为此取消了“外贸权”的做法，当然是在平等竞争的幌子下推行的。这显然是有利于国内利益的流出。同时，令人惊异的是，另一方面，如果国外出了什么事，例如前些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马上向世界表示，会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何谓“负责任的大国”？对谁负责？不是对国内的老百姓负责，而是对“东南亚”国家负责。这真是令人有点不胜感慨，中国人民千百亿元的利益，被做成了“国际形象工程”。而且冠冕堂皇，理不直而气壮，到底怎么回事？在世界上，人们可以发现，举凡举行“大选”的民主化国家，在经济困难或金融危机中，似乎没有哪个总统会抢着说明自己是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国家。他们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国家，先想到自己的国民，大概因为他们需要倚重老百姓的选票。因此他们很狭隘。他们甚至还可能会乘着别国的经济困难的“机遇”，大量销出国内商品，来取悦本国人民。我们尽管做出了“国际形象”，尽管我们总是把污染留给自己，把利益让给别国。但不知为什么，仍然总被别国人看着不顺眼。是不是有的事情白做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为了保障全国绝大多数劳苦人民的稳定，必要时，哪怕牺牲一点国内资产者的利益，牺牲一点贪官的利益，也牺牲一点国际形象的利益。都是值得的。一切为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这正是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不畏流血牺牲、而拼命奋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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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中国还能给后代留下什么？（转载）
（起点更新时间：2005…3…29 5：13：00 本章字数：4486）
中国还能给后代留下什么？
中国大陆2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从始至今，有两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如影随形，始终相伴左右。一是多数人众的贫困化，一是多种自然资源正在日益快速走向耗竭。一个是现实的苦恼，一个是未来的苦恼。但是，令人心里难过的是，这个“未来”正在飞快逼近，好像某种超越函数的曲线，跨过了岁月之漫长，越过了时间之无尽，正将许多种类矿物资源的“末日”，迅速推到人们眼前。
在我看来，矿物资源的迅速走向耗竭，将是全人类、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但在大陆，这是个经济学家基本不予涉笔的领域。大陆大群的所谓“权威经济学家”，所谓“资深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写过资源问题的权威著作。他们也可能看不起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写作套路，现在人们已经摸熟：一是穷吹“市场的神奇”；二是“资本、金融和股市”的魅力曲线；三是溢美缺少文化和道德的弄潮儿“民营企业家”。他们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在头脑中推算经济增长率的百分点，或者把所有生动的经济活动，堆砌为某些符号的各种排列，就好像要把芸芸众生眼前都蒙上一层纱，使他们在混沌中看不清世界。而大陆的权威经济学家们所从不屑于写的内容，也是很清楚：一是资源耗竭，二是环境生态的沉重代价，三是失业和贫困，四是“假冒伪劣”在全社会各行业日益泛滥。他们几乎不喜欢谈一切负面的和消极的因素，他们蔑视一切危机及其征兆。这样一来，很显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含有了很大的危险性。危险还不在于危险本身，而在于危险常常被权威们掩盖着，或许他们自己也漫不经心，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视而不见。这样的人群，本来是不应当成为权威的，但时代造就了他们，制度成全了他们，他们也是一种高级“弄潮儿”。
大陆的资源情况究竟如何，实际上是个很让人揪心的问题。我们且不说大陆70…80％的河流和90％以上的城市水域已被污染，不能饮用，约2/3的城市供水不足；2001年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1/3的国土正在荒漠化；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每年流失的宝贵土壤在50亿吨以上……，这些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这是大陆经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