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想摆脱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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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漫画，所谓的先锋漫画。但我又不能蒙脸不看。我和七岁的孙子一起玩他喜欢的游戏，结果惨败，比分10∶280。从前我可是电动弹子好手，有时间我也会在电脑上玩银河大战，斩杀那些外太空的怪兽，成绩还不错。如今我是甘拜下风。只是，我的孙子就算再有天分，到二十岁时也不一定能了解那时最新的科技。有一些认知领域在不断发展，我们不可能假装自己长期掌握它。想要成为杰出的核武器专家，就必须付出必要的努力，在几年时间里吸收所有数据，保持在学科前沿。然后，你成为教师，或去经商。你在二十二岁是天才，无所不知。但到二十五岁，必须拱手相让。足球运动员也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只好做教练。
卡里埃尔？我曾去看望列维…斯特劳斯。奥狄勒·雅各布出版社建议我们两人做一本对话集。但列维—斯特劳斯友好地拒绝了，他说：“我不想重复讲那些我从前讲得更好的话。”多么美妙的清醒。即便从人类学的角度考虑，游戏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的游戏，我们的游戏。列维—斯特劳斯可是刚刚庆祝了他的百岁诞辰。
艾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现在无法教书。我们虽然蛮不讲理地长寿，却不应忽视，认知世界在不断变革，我们所能完整领会的，无非是有限时空里的一点东西。
卡里埃尔？你怎么看待这种适应能力，也就是你孙子在七岁就能掌握我们费尽力气却无法搞懂的新语言？
艾柯？他就是个孩子，和同年龄的孩子没有不同。自两岁起，每天接触我们那个年代见不到的各种新奇事物。1983年，我把第一台电脑带回家。我儿子正好二十岁。我给他看新的战利品，想向他解释如何运行。他回答我，他不感兴趣。于是，我就独自在角落里开始新玩具的探险。当然，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还记得，当时用DOS系统，Basic或Pascal编程语言，我们还没有改变人类生活的Windows）。有一天，我儿子见我又有了麻烦，就走近电脑说：“你不如这么做。”电脑马上运行了。
我想，他可能趁我不在的时候玩过电脑。这部分解释了我心里的困惑。然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俩同时玩电脑，他却学得比我快？他已经具有电脑的天分。像你和我，我们已经被归纳为几个特定的动作，比如扭动钥匙启动汽车，扭动开关等。但如今只需轻击，或干脆只是按。我儿子比我们先进多了。
卡里埃尔？扭动或轻击。这个观点充满教诲意味。我想到读书习惯，我们的眼睛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若是*文、波斯文或希伯来文，方向则相反，从右看到左。我在想，这两个动作是否影响了电影中的镜头推移。在西方电影里，大部分镜头的推移都是从左到右，而我常在伊朗电影（当然还有别的例子）里看到相反的情况。莫非阅读习惯掌控着视觉习惯，也就是眼睛的瞬息移动？
艾柯？那么还应确定西方农夫耕田先从左到右，再从右回到左，而埃及或伊朗农夫则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回到右。因为，耕田的轨迹正与牛耕式书写法吻合。只不过，前一种情况从左边先写起，后一种情况从右边先写起。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至今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纳粹们很可以利用这点立即辨认出一个犹太农夫。言归正传。我们刚才讲到变化及其速度的加快。但我们也讲到，有些新技术从不改变，也就是书。我们还可以加上自行车，甚至眼镜。再不然还有字母书写法。这些东西一开始就臻于完美，没有改进的可能。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3）
卡里埃尔？如果你同意，我还想再讲一讲电影及其令人惊诧的原样性。你说网络把我们带回字母时代？我想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始终是一个矩形投射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种有魔力的完善的幻灯。语言得到进化，但形式保持原样。电影院的装备越来越齐全，以便更生动地展示电影，获得“整体视觉”效果。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场闹哄哄的*。
从形式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得更远？电影究竟是新是老？我没有答案。我知道，文学是衰老的。大家都这么说。但也许，文学从根本上还不至于这般衰老……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在这里玩诺斯特拉达姆士预言，免得很快穿帮。
艾柯？说到穿帮的预言，我在生活中还真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六十年代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找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他对年轻一代做了很有趣的分析，并声称那一代年轻人将统一表现为白领、短发、毫不关心政治，等等。我们决定翻译他的著作，但译文很糟，我审稿花了六个多月。在这六个月里，我们经历了1967年伯克利骚乱和1968年五月风暴，这位社会学家的分析显得离奇脱节。最后，我把稿子丢进了垃圾桶。
卡里埃尔？我们自嘲地讲到持久的载体，讲到我们的社会不懂得持久地保存我们的记忆。不过，我想我们还需要持久的语言。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那位未来展望学家完全漠视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声称原油价格将飙升至五百美金，他凭什么有理？他的双重视界从何而来？莫非他专门修了个预言的文凭？原油价格上升至一百五十美金，又毫无理由地跌到五十美金以上。它也许还会再涨，或者还会再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未来不是一个专业。
无论真假，预言的本质在于谬误。我忘了谁这么说过：“未来之所以是未来，就因为它永远始料未及。”未来的优点在于永远让人吃惊。我一直感到惊讶，从二十世纪初直到五十年代末的伟大的科幻文学里，没有一个作者想到塑料这种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材质。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展开想象，影射未来。未来并不起源于已知。为此可以举上千个例子。六十年代我去墨西哥参与布努埃尔电影的编剧，和平常一样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带了个便携式小打字机，一卷黑红双色的纸带。倘若纸带不幸损坏，我绝对不可能在附近的小镇西塔瓜罗找到备用纸带。当时若有电脑该多么方便呀！但我们连想都没想过。
托纳克？我们向书致上的敬意仅仅为了说明，当代科技不足以剥夺书的声誉。我们也许还应该从某些方面说明，这些科技号称能够带来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让—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刚才讲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里见证的事件。
卡里埃尔？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本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畅销书的多国、多种语言同步发行。有时候，相对化我们所谓的技术壮举还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里，古代的效率高于今天。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4）
艾柯？同样的，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1827年出版《约婚夫妇》大获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三十多种盗版，他本人从中没有赚到一分钱。他想和都灵木刻画家科南合作出个插画版，由米兰出版商拉达利出版，并实行分册监督。有个那布勒斯的出版商每星期盗版一次，他的钱就这么给赔光了。这再次说明，我们的技术壮举只能是相对的。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早在十六世纪，罗伯特·傅勒德一年要出版三到四本书。他住英国。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清样，修改，审核木刻插画，重新寄回……只是，他怎么做到的呢？这可都是些带插画的六百页的大部头！我们不得不相信，当时的邮政运作比今天畅通很多！伽利略与开普勒、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通信。他总是能立即获知最新的发明。
不过，我们的对比似乎在偏袒古代，也许应该折中一点。六十年代我当编辑时请人翻译索拉·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作者在书中利用数据证明，十七世纪出版的科学著作正好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可能掌握的数量，而在我们今天，同一个科学工作者甚至不可能了解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摘要。尽管拥有更有效的通讯方式，他也许也不再拥有和罗伯特·傅勒德一样多的时间，以着手进行那么多的出版计划……
卡里埃尔？我们利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资料带回家。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十八世纪末的贵族们外出时，把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子里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全是小开本。他们与这些正直的人必须具备的知识形影不离。这些图书当然不能以千兆来计算，但原理一样。
为此，我想到一种很成问题的“缩写本”。七十年代，我住在纽约某电影制片人为我找来的公寓。公寓里没有书，只有一架子“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这东西说来简直不可思议：《战争与和平》只有五十页，巴尔扎克全集只有一册。我看得惊魂难定。文学名著全在里头，却全都不完整，被删了节。如此荒诞的东西需要多大的工程呵！
艾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摘要。1930—1940年，我们在意大利有一个奇妙的阅读经历，叫“黄金比例”。那是一套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图书。有七—八岁系列，八—九岁系列，一直到十四岁。整套书的插图精美，全出自当时最出色的艺术家之手。所有文学名著都收录在里头。为了适合特定的读者群，每部名著均由一位出色的童书作家重写。当然，这有点儿“皇太子专用”。比如，沙威没有自杀，而只是辞职了。等我长大以后读了原版的《悲惨世界》，才总算揭开沙威的真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能够领略小说的精髓。
卡里埃尔？唯一差别：那个电影制片人的公寓里的缩写本图书是给成人看的。我甚至怀疑，这些书只是为了被展示、被看见，而不是为了被阅读。话说回来，删节的事无时不有。十八世纪，德理伊神甫（abbé Delille）最早把莎士比亚译成法文，每一剧的结局都被改得合乎道德教化，就如你那“黄金比例”丛书里的《悲惨世界》。比如说，哈姆雷特最后没有死。除了伏尔泰翻译的几个片段（译文相当不错）以外，这个带点儿香甜气息的版本算是法国读者对莎士比亚的首次阅读。在当时，这个被评价为“野蛮和血腥”的作家，可是显得很风雅，如糖浆一般甜蜜。 。 想看书来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5）
你知道伏尔泰怎么翻译“存在或不存在，这是问题所在”吗？“必须选择，并立即经历/从生到死，或从存在到虚无”。还不错，总的说来。萨特的书名《存在与虚无》说不定是从伏尔泰的译文里借用的呢。
托纳克？让—克洛德，你刚刚讲到，十八世纪的文人们在旅行时随身携带那些最初的U盘。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大多数发明是在实现人类的古老梦想？
艾柯？自远古以来，飞翔的梦就萦绕着人类的集体想象。
卡里埃尔？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发明是在落实一些非常古老的梦想。我曾对两位科学家朋友让·奥杜兹和米歇尔·卡塞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们在准备《不可见的对话》。举个例子：我最近重读《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的著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