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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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是一个玩命徒。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６。正是在万夏急于走向反面，更换形象的同时，莽汉闯将李亚伟却日复一日喝酒论诗、云游江湖，做着文人的功课，实践着莽汉的事业。他已经被生活带上了大道或小路，他以一己之力苦撑着*云散的“莽汉”，代表了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精神。“就像金斯堡之于‘垮掉的一代’一样，真正能体现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流浪、冒险、叛逆精神与生活（按：也包括文本）实践的，无疑是‘莽汉’诗派，尤其是李亚伟本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等人。”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因此，讨论李亚伟，就等于命中了莽汉的精髓和实质。
李亚伟，此人来自川东，行止激荡，愤世嫉俗，怒发冲冠。他的传奇故事和“劣迹斑斑”，被李少君看作是真正的“身体性”，也就是张英进所谓的“漫游性”：一种写作与生活相连，边流浪边写诗的实践。李亚伟夫子自道，“‘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莽汉的重要姿态，正如凯鲁亚克所示，“在路上”。这是漫游的起点，也是写作的关键。通过漫游性行为，组建起了诗歌的基本内容和意涵。且看《进行曲》一首，通篇以“走过”、“要去”为线索，把“看看”、“告诉”当作行为的要求。走过大街小巷
走过左邻右舍穷亲戚坏朋友们中间
告诉这些嘻嘻哈哈的阴影
我要去北边
走过车站走过广场走过国境线
告诉这些东摇西晃的玩意儿
我要去北边
走过人民北路师范学院
走过领导的面前
把脚丫举过头顶高傲地
走过女朋友身边
告诉这些尖声怪气的画面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
——《进行曲》与“新感觉”流浪在都市街头，享乐式地心观物游不同，莽汉有很强的个人介入性。新感觉试图借“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来缓解现代性带来的创伤，以及救亡图存带来的政治压力，“漫游”是他们希望获取道德宽容的必要途径。而且他们必须以团体的方式来实践它，他们必须混迹到人群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个人，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漫游的合法性。但莽汉“诗人们惟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为楔子，对世界进行最全面、最直接的介入。”他必须把自己独立出来，他的生活必须要带有传奇性，而不是新感觉的普适性，它本身更像一次冒死的赴宴，厮杀反叛，被人当作异端。
新感觉的展开方式是为了获取安全，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次小型展示，漫游是在美学的层面上对生活进行凝视，它是晚清以降“被压抑的现代性”最美丽的面向之一。另一种的被压抑的面向则由莽汉提供，它很有些接近五四“感时忧国”的精神。“今天”代言的激情，就是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和写作关联起来，是杰姆逊意义上“公私不分”的“民族寓言”。但是，区别于“五四”、“今天”把话语权力和民族命运相连，莽汉是要把身体跟民族连接起来，这就是李少君所说的“身体性”的真实含义所在。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2）
把身体投入社会，而非观念和思想，就意味着一种更热烈的燃烧和极乐。这种极乐首先就是语言和声音上的冒险，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决不需要理论和观念的裁决。且让我们来一听李亚伟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川东之音：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瘦高的男人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你的肩膀，在正午在湖北境内朝北转站
这样的年月，无尽的铁轨从春天突围而来恶狠狠朝江边酒楼一头扎去
一九八六年！
每天所有枕木毫无道理地雷同，一九八六！
你这粘糊糊的夏天，我额头因地球的旋转而在此摇向高空等待你迎头痛击这首《闯荡江湖：一九八六》正是漫游的直接产物，它完成于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那时候他们侠游结客，以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为志业，混合一种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的青春气息。它产生了令人回肠荡气的影响，以及那让人目眩的效果。
这种效果从根本上讲是川东，是重庆赋予的。因为重庆的本质就是*！诗歌也*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川东，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就紧紧挨靠在它的身旁。黔北、川东、湘西勾连成势，自成一派，“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于此间袅袅升腾。在女子方面，它是性的压抑与死亡，沈从文从此处受惠，写《边城》，写翠翠，轻轻地挽唱着田园牧歌的女性之声。而莽汉李亚伟的声音从另一个意义上补足了这种绵密的细腻，提供了另一个地理之声，那是男性的，游侠的声音。沈从文的《凤凰》一文对此做了详细描述：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老。有兵役的且依然按时入衙署当值，听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地，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沈从文：《凤凰集》，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沈从文的记述与李亚伟本人的自道互为照应，点出了莽汉的农耕气质和民间气息。这是一种更多的受惠于传统的事实，是传统的跟进。“垮掉”以自由、*、平权为尚，做着边缘式的反叛；而在李亚伟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质朴民风的英姿焕发。李亚伟的长句，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勃发和喷涌，他的川东口音自然是为了回应这种必然的生命无意识的冲动和民间集体记忆的脉动。再不揍这小子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3）
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
我本不嗜血
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
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这一曲《打架歌》以充分的口语表达和热血上涌，昭示了川东口语的活力和一个生命对于寻找新起点的迫切决心。这种决心有一种稚气，或者说古风。它纯正的古典气息，使他不像“垮掉”那样带有撕裂性，而是一种谐趣和真挚，坦然面对，剖开胸膛，是健康快乐的人类天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莽汉不是在反文化，而是在沿用一种传统生气来筹建加固原有的文化路径。莽汉的口语意义不在于对抗语法、消解常规语义，因为它是以其天然的方式在生长，它本身带着混沌和敏锐，愉悦和自由。这样的自由，正是文本空间上的漫游性，它通过语词的随意性，抵达了极乐的边境。意义破散，诗意的联想漫游激荡。被压抑的风格本来就有其潜流暗涌的通道，自己的路径，它根本无需侵蚀他人的田亩，宣告为经典或正统。
莽汉的诗歌意义在于重建，在于呼应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有的精神现象。这种传统曾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过广泛而深入的展出。此人非但满足了本土莽汉的口味，更是切合了洋莽汉的脾胃。他正是名扬天下的寒山，一个搅动亚欧美三大文化圈的诗歌英雄、佛教狂士。凯鲁亚克的自传小说《达摩流浪人》正是题赠给他的。他的诗以及他的生活态度引起许多著名诗人的好奇、仰慕与效仿。今天，众多的诗人都来“向寒山”。斯奈德，在垮掉运动激战美国的关键时刻彻夜翻译寒山，以此作为第一推动力。他身体力行，饮泉攀岩，遥望明月，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美国寒山。
疯癫与狂禅的寒山，作为莽汉主义最英勇、最先锋、也最古老的先行者，却也屡遭历史的洗刷。他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２０世纪，其间经历了两次复活，一次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一次是因为他的生活风格。第一次复活得力于２０—３０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寒山诗多用口语白话的特质被胡适、郑振铎等发掘出来，并将其重新诠释为初唐三大白话诗人之一。第二次复活来自“垮掉”的推动，他们夜读寒山，效法施行，自命为寒山传人。之所以把这次行动主要看作是寒山生活风格的延伸，而非口语写作风格的借鉴，是因为垮掉的口语是美国式的，寒山的口语甚至不对他们构成口语的意义，它更多的只是一种异国声音，跟书面化的李白、杜甫无异。而且他们读到的寒山也都是自己的翻译，美国式的发声。要之，对垮掉而言，寒山的生活意义大于写作意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寒山的主要面貌。作为一个口语诗人，他还有待发现。
这种发现，在于莽汉，在于用口语的思维意义，同时也是俚俗意义来强化人类质朴的天性和活泼的生命力量。上面有关李亚伟的诗歌声音的讨论，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处不必赘述。仅需再补充一句，那是李震的一个观点：“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当然，这一点更适用于寒山。
寒山之于莽汉，是一种写作风格的繁殖，他的生活风格未被广泛采纳。修禅、行吟、浪迹深林并不为莽汉所喜欢，因为他们有着更心仪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更靠近８０年代的生活形态，这一生活形态与发生在明清士人间的城市交游和尚侠风气颇为相通。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4）
王鸿泰关于明清“尚侠”文化风气的考察说明，“明清城市中的侠游活动所开展出来的各种社交场合，是一个可以让士人重新伸展生命活动力，追求自我表现的社会场域，在此，士人被科举规范所制约的写作能力，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逾越制举文字的限制，另外从事诗词、古文的写作、呼应，在许多诗酒酬答的场合中，他们的文才可以适时得到响应，他们因而可以借此来展现自我，肯定个人的文字能力，乃至生命价值。相应于此，他们也在科举之外，积极营造非制举文字的价值：他们别于‘时文’——制举文字之外，另外从事‘古文’的写作，而从事此种古文诗词写作者，往往被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