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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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风一语道破他的作用：“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这样一个人物，对袁世凯构成最大的威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极力笼络他，用官位引诱他，他不买账；用金钱收买他，他也拒收。他每天奔走于各政党之间，发表政见，希望以政治策略，有次序地改革一切弊政，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声望。
袁世凯许给宋教仁的官位，是总理的高位，刘揆一和范源濂等人出面力劝他就任。孙中山、黄兴和唐绍仪等人也劝他接受。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吻合他的身材，还送给他一本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让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取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让赵秉钧将支票本交还袁世凯，还留下一封信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风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袁世凯拿出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他。他和黄兴、蔡锷一样，有热烈的理想，不稀罕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对他就像对蔡锷一样，根本不起作用。袁世凯便萌生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的念头。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他在演说中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这样一来，袁世凯就把除掉他的念头变成了决心。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如果他到了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那时候，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这些诗句中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
宋教仁在武汉时，谭人风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风还告诉他，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与政府做交易，领有巨款，要他加强戒备。但宋教仁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宋教仁到了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过虑。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他不相信有陷阱，但陷阱早已布下。他的生命在到达一个顶峰时即将消逝。时代的潮流把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只是一介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世凯不杀他，就只能接受监督和约束。但袁世凯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于是除了暗杀，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让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罪恶的枪声打响了。宋教仁倒下了，却没有放弃理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专制力量，实在认识有限。“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宋教仁死了，民国初年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他离世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驭局面的健将，很快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党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此已彻底破产。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会两样。因此，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引发了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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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实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关系到新旧政治制度的兴废。袁世凯之类的人杀死他，也是拼死地挣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对手则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无疑。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德，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良好。他死后，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在挽联上写道：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这副挽联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谋害者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
对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宋教仁专程去天津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政党，应走英美式两党轮流执政的路子。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对宋教仁的态度，自然十分感激。他听说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也有密切往来。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赵秉钧家里，和赵秉钧多次深谈。宋教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人物，以及梁启超这样的思想理论权威，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识，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他有能力调和各政党的关系，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踏上宪政道路。他被剥夺了生命，民国初年的中国无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风度与见识，结果被袁世凯这类专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政治上都无法与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个预言，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许多艰难曲折，要有许多优秀儿女献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人。孙中山如此评价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他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是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附署，还要由内阁起草。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也许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自己没能领导武昌起义，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权，他十分后悔。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对不学无术的袁世凯更加鄙视，认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脱离共和轨道。袁世凯已经高居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只有责任内阁制能够约束他。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把鼓吹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当成自己的死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启蒙不够深入人心，如果采行总统制，任何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击中宋教仁的子弹，是罪恶的专制制度发射的。这个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岁的美好年华，永远年轻而光荣。
宋教仁二十来岁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唯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他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写的日记中说，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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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存亡，国运所关（4）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与筹备黄花岗起义，起草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见过这些文件，说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写在这三巨册中。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现已遗失，内容无从查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等人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法制院长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件。《临时约法》虽非出自他的手笔，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宪政思想，融汇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腐化蜕变了，有些人悲观绝望。孙中山当时已退出政坛，主张把政权完全让给袁世凯，他自己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宋教仁却执著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张把革命党变为政党，打算选择同盟会中的稳健分子另外组党。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