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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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无名水塘悄然斗艳的荷花，从此绽满一池。那花是深粉红色、重瓣的，每年八月间，一开就是上千朵，吸引着许多人前来观赏。
水面上的小荷，其实早已茁壮成长在水下。
后来有人将它命名为“季荷”，因为种荷的老人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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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口
我在地铁书摊上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灵魂的出口》。买它的动机很简单，随便一翻，看见里面有字有画，特别是有我喜欢的米兰·昆德拉。
读它却颇费了一番脑筋，一个个汉字看上去都认得，连成句子却不知作者在说什么，插图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于是很惭愧地在心里承认，那本书我看不懂。
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我一般愚顿，我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闵燕，她是博士，博学之士。
几天后闵博交来“作业”，果然读出其中精粹。那篇充满智慧的读后感，引燃了我思想的灯心，一束突地燃起的火苗令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一本“看图说话”，说的是极其平凡的世界的本然。想来也怪，先有图再配文和先有文再插图的效果居然如此不同，难怪古人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疑惑。
我怕自己那些不期而至的灵感一下子从闵博撕开的那个口子里飞出去，赶紧捂住它匆匆坐到桌前去敲电脑，把它们保存到我的文档里：城市的出口是街道；房屋的出口是窗户；原野的出口是河流；高山的出口是瀑布。那么灵魂的出口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获得一条供思想自由出入的路径呢？
就在我有了一些尚未完成的感悟，很得意地欲把自己生命的衍生物拿给闵燕看的时候，我保存在文档中的那些文字竟然不翼而飞。待要重新编撰，那个出口又突然不见了，在脑子里挤得一塌糊涂的想法怎么也倒不出来，只好告诉她，我这儿死机了。
有一天晚上，没什么书可看，又翻出《灵魂的出口》，先看画，再阅字，最后读闵燕的文章，博士的智慧又一次给我启迪，扑哧一下直接在我灵魂的屏障上戳了一个窟窿——出口就这样找到啦！我怕它再次死机，赶紧拿笔来写，连开电脑都来不及。
“文”尚往来，免得无法向朋友交差。我这样想着，再看《灵魂的出口》封面上的那幅画，就有了一个题目，我难道不能看图说一回话么？
附：无门——《灵魂的出口》封面图解
我提着一把据说可以开启一切事物的万能钥匙，同时提着我唯一的一双鞋——在这片草地上徘徊了很久。
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我驻足的地方似乎没有我看到的地方好，我对脚下的俗绿很不满意，甚至已经厌倦，向往远方的一片湛蓝。终于，我有了这把金弯月钥匙。我狂喜我将能够到达我所梦想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我已经作好了在新环境里生存的准备——那是一片需要赤足领略的景致。
但是我错了。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好像从来都是有景无门的。观景当然可以，但你无论如何别想走进去。我绞尽脑汁：怎样才能用我万能的金弯月插进不知建在哪扇门上的锁孔里，破门而入呢？
问题是根本没有这扇门。
比如我面前这本书里的海滩，我已经围着它正面、侧面、背面又正面地转了一圈，依然找不到入径。那位孤独的赤足走在海边的红衣女子，居然毫不理会我的垂询。
赤足等待，徒有钥匙而无门，令我束手无策。
后来，我用尽全部智慧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把眼前的美景当作一幅画，望梅止渴也罢，画饼充饥也罢，仅供观赏而无须造访；或者干脆把这道风景合起来，根本不理睬它的存在，告戒自己呆在原地就挺好，前边不是还有路灯吗？何必弃此求彼想入非非！最后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屈不挠，寻找那扇别人认为并不存在而你却坚信一定存在的门，只要钥匙在你手中，寻找就是希望，今生今世直到永远！
尽管有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案，但是，我现在仍然提着钥匙和鞋发呆，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选择最好。
你是否比我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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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玉龙湖
借一次出差之机，我途经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乌丹镇，游览了美丽的布日敦湖。直到离开的前一刻，我才知道它的汉语名字是“玉龙湖”。
不由得心中一动，这不正是我该来的地方吗？我属龙。
遥望玉龙湖，这里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碧波四周点缀着沙丘、沼泽、苇丛和草地，远处青山逶迤，犹如仙境。
其实，我们眼中这个美丽的湖，当地人相当不以为然，据说它平均水深不足两米，直径只有八华里。然而，玉龙湖的秀美，尽在不经意之间。放眼对岸，看上去毫无姿色的东沙半岛，偏偏就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诱惑我和同伴乘快艇乘兴而去。
快艇像一条灵巧的鱼，轻轻劈开水波，活泼泼地扑向岸边。近处端详，才惊讶东沙半岛有着无以伦比的丽质。它像一个半掩襟怀的少女，睡眼惺忪地躺在玉龙湖舒展的臂弯里，尚未梳妆打扮，就已露出七分俊逸与妩媚，不由得让人萌生爱恋之情。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上岸，穿越草地，绕过沼泽，攀上一座月牙形的沙丘，就把碧波浩淼的玉龙湖抛在了身后。也许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许不是旅游旺季，虽逢周末，岛上却静得出奇，仿佛遁入无人之境。但见黄沙光洁无痕，细如肌肤，轻轻踏上去，一步一个清晰的脚印。我们这一行人，无论长幼，皆被玉龙湖的宁静与质朴迷住。
陪同前往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宁城县医院的周院长，一位是司机小胡。前者是蒙族人，却是文质彬彬；后者是汉族人，却是彪悍魁梧。我问同行的这两位朋友：“从前可曾来过这里？”
周院长说：“和你们一样，这是第一次来。”
“从前一直没有来过。”小胡也说。
置身于这几近无人的美景中，忽然觉得自己被文明的绳索捆绑得太紧、太久了。如果像这样一直地被捆绑下去，许许多多从蹒跚学步时就开始萌发的理想，恐怕要被沉积成坚硬的化石，永远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了。
于是，心中涌起某种愿望。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快要变成化石的亲和而自然的渴望。
渴望在沙滩上奔跑，脚下如飞，耳边生风，双手捧着一把被湖水浸透的好心情，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渴望用最放松的姿势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嗅绿草芳香。
如果依然在都市，在你想跑起来的时候，有一片可供你自由奔跑的土地么？在你想仰面的时候，你的心能朝天么？你只能朝着水泥，抑或是朝着吊了顶的天花板。
逍遥自在地躺在玉龙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仰面而朝天了。天很高，厚厚的云层却拉近了它与人类的距离。延展于天地之间，心灵仿佛得到沉淀和净化。也许，世界原本就应如此简约，人类原本就应如此单纯。
此时，这里没有院长，没有专家，只有坦荡纯真而又微不足道的自然之子。处在无人之境的人是真实的。平时沉默稳重的周院长开怀大笑，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早上还腹痛难忍、向人讨要吗叮林的眼科医生小马，此时心爽病除，快乐得像个孩子；几位年愈半百的老专家，更像是年轻人一般兴致勃勃。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说宠辱不惊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达到的睿智练达，那么宠辱皆无则是一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返朴归真。
秋日西斜，辞岸登舟。依依回首，却见光洁细腻的沙丘上赫然留下一行行人迹。
上车前，小胡递过来一个工艺雕塑，小小巧巧的，竟是一只玉龙！“你刚才说你属龙，我寻思到了玉龙湖，得留个纪念。”他说着，便把那只龙雕连同一份沉甸甸的祝福摁在我手心里了。实在感激小胡的细心和善解人意。“谢谢！”我说，“我要穿一条丝带，挂在身上作吉祥物。”
美丽动人而又自由自在的玉龙湖，是我最应该来的地方。
春之祭（1）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00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SARS。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ICU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SARS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9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00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SARS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4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SARS，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