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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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将时，每一局摸牌总要找个地方下手，于是得掷色子。用易经测算也是一样。易经的八卦图是一个圆，从任何一处切入，都可以圆其说，它其实是解释学的万用表。一次，一个朋友试着用八字算命，竟然发现随口报上一个日子，算出来都与自家本性相符，换个八字再算，还是觉得有理，咿呼吁！他惊叹：原来放之四海皆准！
从此对易经充满敬畏，不再相信今人能读懂它。谁知道我们的祖先想通过一幅玄妙的八卦图和一些看似畅晓明白其实深奥无比的文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预测他们身后的世界将要发生哪些重大事件，还是判断这颗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何去何从？易经的图形和字符里是否隐藏着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真正解读的密码？
大慧大智，我们的祖先！反正也是不懂，就不必诚惶诚恐地坐在书桌前了。想读的时候，索性捧着易经仰在床上，舒舒服服地枕读罢了——只要先人不怪罪。
昨天的老柴（1）
那时候听柴可夫斯基——老柴，和现在很不一样，有一种新奇、神秘，甚至偷偷摸摸的心情，而这种感受更能吊人胃口，令人兴奋。
八块钱从委托商行买的老式唱机，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深棕色木壳匣子。如果现在把它摆在桌上，估计没人能认出是什么玩意儿。它最富个性的特点是转起来像一个镟歪了的陀螺，忽悠忽悠的，那音乐就带上了总谱里所没有的起伏，使我在听它的时候，身体老想跟着一块儿摇晃。
初听老柴是在小学五年级。由于对某种莫名其妙的物质过敏，我连续两个学期休学在家。那时候觉得每天日出日落的过程无比漫长，除了吃、睡，百无聊赖中只有两件事还有点意思：一是听音乐，二是看解剖图谱——虽然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音乐唱片仅有三张，所有权不归我。主人怕唱片被粗秃的唱针磨坏，总是鼓动我听相声，如侯宝林先生的《戏曲与方言》，这样使我在听老柴时少了一些理直气壮。侯宝林先生说相声听起来比较正常，不像老柴的音乐那样飘忽不定。三张唱片我只听得出《天鹅湖》，后来才知道另两张是《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悲怆》，作曲家被我们叫做“柴司机”。
至于读《人体解剖图谱》，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因为它来路不正，是我从锁着的书柜里顺出来的。行窃技术不复杂，只要稍微推一推简陋的柜门，便可露出一个足以抽出一本书的缝隙。也赶巧了，倘若它再厚一点，或者摆在里头而非立在门边，听老柴的感觉就会另一样了。厚厚的图谱是彩色的，印刷很精致。它召得我有空就研读——人的皮里怎么长得这样奇形怪状？平时看小人书可以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但图谱读得很刻苦，因为我断定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搞到这样一本“少儿不宜”。
每天家里人上班、上学后，屋里便成了我的天下。那架转速不匀的唱机意志很顽强，无论我怎样企图通过调整水平改善它的平稳性都无济于事。但是它相当忠于职守，每日不厌其凡地轮流播放那三张疲惫的唱片，让空荡的房间里充满了我的“柴司机”，养病的日子也因此而明媚起来。
看图谱的工作和听老柴基本上同步进行，开始觉得听觉受用而视觉比较恐怖，尤其是翻到那幅展示头颅骨骼的骷髅时。慢慢就有点视听合一了，趴在床上翻开图谱，耳边老柴的旋律力透纸背，觉得人的“里边”其实挺好看的：纹理粗而长的肌肉，像苍柏的枝干；细密而遍布全身的血管与神经，像纵横大地的道路与河流；形状各异的空腔或实质脏器，有的像某一种成熟的果实，有的像抽象派艺术家的作品，有的竟美丽如珊瑚。
昨天的老柴就这样有了特定的背景，听上去也就有了特别的感觉。在美妙的旋律中窥测人的内层，窥测人的灵魂——尽管唯物主义者说人没有灵魂。那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啊。病愈复学后，凭着对老柴和人体的理解，我成了班上思想最“复杂”的学生之一。
经历了一段没有音乐、没有书本的岁月以后，可听可视的东西突然多起来，以至于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泛滥，难免喜新厌旧。但是，老柴的先入为主，使我对他始终一往情深。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惊奇地问：“你这样标新立异的人，居然听老柴这么俗的音乐？”我于是反思，自己骨子里是不是很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头一回在现场听《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是曾在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的青年钢琴家李坚。听着熟悉的旋律从李坚青春而富有弹性的手指间流泻，那一刻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我承认我依然喜欢它，我也承认它有点俗，心想俗就俗去吧，干吗不说自己喜欢老柴？
至于《悲怆》，更觉得它与生命有着某种贴切，它的旋律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层一层地剥离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一页一页地揭示着灵魂的幽深莫测，就像剖析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厚厚的图谱。其实，我始终不知道老柴想通过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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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老柴（2）
这就是昨天的老柴。后来，那种刻骨的透彻与深奥，永远地和老柴的音乐融合在了一起，直到今天，我听老柴的时候还会怀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敬畏。
恩师如父（1）
我只上过七年学，从小学到初中，教过我的老师大约有几十位。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几十年过去，教诲之恩未曾敢忘，老师们的姓名和音容笑貌，大多都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倪宝恕先生。
倪宝恕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如今已八十高龄。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门课，我上初一时，他是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校长，说是他的学生，有点抬举自己。倪老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司法机关工作了几年后转到教育口，先后在四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当时他大约四十岁出头，阅历丰富、学识渊博，雄心勃勃地打算把我们这所新建校发展成重点中学。倪老师不仅教学管理经验丰富，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篆刻、作曲、弹琴，几乎无所不通，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被他“发现”很偶然。我小时候读书不甚用功，听课不安生，作业做的也马虎。我上的是实验班，倪老师常来班上听课，注意到我在课堂上很活跃，却又心猿意马，便建议数学老师辅导我读点课外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不断从阅读中获得乐趣，还很快迷上数学，以后又把兴趣扩大到其他科目，从此读书渐渐上心，成绩突出，也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倪老师十分高兴，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学习经验。
后来，他鼓励我要有一两门课程达到免修，争取提前毕业，考名牌大学。然而一年后，文革浩劫碾碎了他的理想，也埋葬了我的前程。从此师生各经磨砺，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读书。但他的赞赏和期待，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从他那里获得的自信，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流年似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再度相见，是在校庆三十年纪念会上。握手相认，我们都动了感情。倪老师说：“在我印象中你还是个孩子，转眼就人到中年了。”
先生的一句话不由使我忆起许多往事。上中学不久，有次我生病，被同学讹传为乙型脑炎，还传言说弄不好会变成傻子。倪老师听说后，立即和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看我，见了医生便焦急地问：“这孩子的病不会损伤脑子吧？”直到医生说只是重感冒，他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我的小学同学，一位考到另一所中学的男孩给我来了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在班上引起议论。那时候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一封男生来信，足以坏掉一个女孩的名誉。倪老师听说后，特意到班上来和大家谈心，说男女同学之间应该有正常往来和友谊，不必多加议论，更不要小题大做。倪老师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处境，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使我建立了健康交友观。
离开学校以后，多次产生再见恩师的念头，又多次按耐住了这种欲望。一想起他曾经对我寄予过那样的厚望，他曾经那样期盼我有所作为，就十分犹豫起来，以我如今的平庸，如何见他呢？
然而，桃李天下、学生中名流辈出的倪老师，竟不介意学生不成气候。他说：“没有再上学；不是你的责任，后来的路，也不尽由你选择。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师都会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于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想“混出个人样儿来让老师看”的那种虚荣。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有人说，少年时如得到赏识，日后多半勤奋进取，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 我的不肯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倪老师的激励。
再见恩师，转眼又是三年，这期间仅去过他家一次。那天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时就赶去加班了。后来又找他，是有事请他帮忙。倪老师退休后干起了律师本行，那时我正为单位草拟准备签约的合同，于是打电话讨教。倪老师特意邀来他的老友，一位经济律师一同出谋划策。当我如约来到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时，远远看见倪老师早已在路边等候。听我谈了大致情况，他便建议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后，写出书面意见。当时我因另约了一位朋友去前门办事，于是匆匆告辞。
恩师如父（2）
倪老师执意要送我。推辞不过，只好替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们沿着中山公园的红墙行至长安街，又信步到公园南门，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肯。阳光下，我发现他的步态已经有些迟缓，面相也显出苍老，不再是从前精力充沛的样子。
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