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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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历了近百年风雨人生的世纪老人，她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浩瀚如海，又是怎样的细腻如丝呢？
一本薄薄的小书，记录了一脉厚厚的深情：
冰心老人与吴文藻教授相濡以沫的忠贞爱情，与周恩来夫妇情深意笃的真诚友情；
冰心老人与儿女血乳交融的骨肉亲情，与五个孤儿依依牵挂的祖孙柔情；
冰心老人与周明灵犀相通的忘年挚情，与年轻女作家们愉悦和谐的悠悠温情。
一口气读完薄薄的一册书，我呆坐了很久沉默不语，忽然觉得自己离冰心老人很近。
不知为什么，由冰心老人，竟想起了我慈爱的外祖母，一位一生相夫教子，心中装满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老人，尽管她只是一位与文学巨擘完全不同的普通劳动妇女。
其实，世间最旷远博大的，是人类的心灵；最温馨细腻的，也是人类的心灵。“爱”，原来是人类最永恒、最普遍的情感。
于是，盼着周明先生再写冰心的第二本、第三本书，盼着有一天能读到一部传世的《冰心传》。
有理数之理（1）
一个我经常去的网站，发起过一次关于读书的讨论，题目有点大——“影响你一生的一本书”，网友反应踊跃，帖子铺天盖地，弄得我也老想插嘴。
识字的人大多是伴随着读书走过来的，许多烙有时代印迹的名篇巨著，感动或影响着无数读书人。但细想起来，对人影响至深的，不一定都是名著巨作。我少年时代阅读的书，不乏脍炙人口的大部头，但最难忘的，却是一本科普小册子——《有理数》，作者刘尼。
初中一年级我进的是实验班。十几年以后进修教育心理学课程时，我才知道当年作为“被试”，我们接受的是行为心理学派的“程序教学”实验。我的数学老师胡逸君，大约是注意到我在课堂上过于浮躁，便在某日将一本《有理数》借给我，并叮嘱说：“有时间好好看一看，看懂了再还我。”
书很薄，顶多百十来页。我平时看书速度很快，经常一口气读上百页，却不求甚解。这本原以为无需看太长时间的书，居然让我撂不下手，原因是看这种书不能一目十行。认真啃了好几天，几乎做了书上所有的习题。发现了这本书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它可以用另一种思维或者说另一种语言解释我已经学过的数字，使我对“数”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我们可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那些孤立、枯燥的数字，使它们彼此相得益彰，密不可分。“有理数”是相对“无理数”而言的；有理数集与整数集有着不同的概念：比如它们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有理数集是“稠密的”，而整数集却不具有稠密性。如果将有理数依大小顺序排定，任何两个有理数之间必定还存在其他有理数，这就是它的稠密性；而整数集则没有这个特性，因为任何两个相邻的整数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其他整数。这些过去我已经认识了的数字其实是有个性的，我觉得自己突然地触摸到了它们的本质，并且恍然大悟——由有理数与无理数的相对，联想到数学中这种相对何其多：正数对负数，加法对减法，乘方对开方。后来又联想到自然界其他事物也有很多是相对的：白天对黑夜，出生对死亡，男人对女人；这在生活中是无穷无尽的啊！就这样兢兢业业地把这本书读下来，我对它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有理数的本身。
十天后，我把《有理数》还给了胡老师。
三十年后，在校庆大会上再见胡老师。我问：“您还记得当年借我看过一本书么？”胡老师笑着摇摇头：“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会学习。”
也许我的学习方法就是读《有理数》奠定的。后来，我试着用看这本书的眼光看别的教科书，逐步摸到一个在短时间内抓住重点的窍门；又试着用这种眼光看一切书，渐渐能够迅速理解或者基本理解作者想说什么。我还发现，世间万象，除了两元对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元现象，比如一年四季——揭示气候的本质，绝不可以只看到两面。事物的多元性需要人们更加勤奋和热烈的思考。这种读书方法像一把利剑，一下子捅破了我和书籍之间隔着的那层薄薄的纸。
实验班的课程，使我获得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有理数》则增强了我对提高学习能力的理性认识。等不及再听老师讲新课，我捧着学校发的所有书，无论课本还是参考教材，贪婪地一册册读下去，并且乐此不疲，而且很快超过教学进度，数学尤为突出。在我的无数次的想入非非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梦就是要成为数学家——虽然它后来被文革粉碎。就这样，我学会了以书本当老师，学会了自己教育自己。
动荡年代，我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好在读《有理数》的过程留给我无尽回味，读书的体验帮助我找到成长的答案，并使我坚信，学习过程是一种终身需要，自学是最适合我实施自身教育的途径。
离开学校以后，我像当年读《有理数》那样，去读所有我认为有用的书，用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完成了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并终生保持着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兴趣。
有理数之理（2）
假如没有胡逸君老师，假如没有那本《有理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渴望阅读的年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知识贬值的年代里，永无休止地在书页的字里行间求索，并且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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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拐个弯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胜。而我从女儿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看到的，却是更为现实的态度：遇到可以战胜的困难，当然应该尽可能战胜；而对那些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妨拐个弯绕过去。有时候，这一绕就能绕出个柳暗花明。
女儿从小学习小提琴演奏。进入高三，她遇到了学琴以来最大的困难，较长一段时间成绩低迷徘徊，她觉得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班里那些身手不凡的高手。高考在即，形势严峻。按说，念了六年音乐学院附中，只要能考上大学，即使当不了独奏家，将来坐个乐队总还是可以的，本没有忧虑的必要。再说，除了吕思清、李传韵这样的天才，音乐学院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几个能当独奏家？绝大多数还不是都坐乐队了？
但是，女儿感到非常不踏实：她觉得自己除了能拉两下琴，什么都不会，偏偏琴又拉不到最好，一旦不拉琴了，靠什么谋生呢？这种危机感一直困扰着她。由于“手小、胆小”（老师的评语），“耳朵挺好的，手也跑得挺快”（也是老师的评语，学琴的基本条件）打了折扣，文化课的优势也得不到发挥。怎么办？悬梁刺股、孤注一掷，还是扬长避短、另辟蹊径？
女儿决定转一个专业。与其和一个源于先天条件的困难硬拼，不如拐个弯绕它一绕。于是，她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虽然在一般人看来，从演奏转向音乐教育，似乎是退步，况且当时本校尚没有这个专业，这就意味着要报考其他院校，增加了考试的不确定性。
绕路，其实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关键要看绕得是否合理。离高考只剩一个多学期，女儿调整了学习方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音乐教育专业除了器乐演奏，还要考钢琴基础和音乐理论，需要提交论文，对文化课也有较高要求。经过充分准备，女儿发挥出色，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考上大学。本科四年，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理论训练。学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她的专业老师管建华教授鼓励学生跨校听课，女儿经常到北大、清华和人大旁听人类学、哲学和文学课程，丰富了她从文化层面对音乐的理解。大学期间，女儿到广播电台和文化传播公司实习，参与节目策划和撰写文案；毕业后又到电视台做了几年音乐传播，觉得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是蛮多的，于是信心大增。
绕过崎岖，前途可见。由于对从小就学习的小提琴演奏有着不可割舍的留恋，在经过实践证明自己不但能拉琴，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以后，女儿决定回到演奏专业继续深造，学习乐队、重奏、音乐理论、小提琴教学等课程，希望为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经过考托福、录曲目、提交申请等一系列努力，她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并在一个交响乐团兼职，琴拉得有滋有味。不久前，她所在的乐团还与小提琴演奏大师帕尔曼同台演出，收获了一名乐手演出成功的喜悦。
当年放弃登顶，绕道而行，现在看似与一直学习演奏的同学殊途同归，但是，一路上高山和峡谷的风光却不一样，当有了更为宽泛的基础、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多元的思考和更为明朗的心态，回过头来再拉琴，女儿觉得无论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还是掌握技巧和方法的能力，都比单纯学习演奏更有优势。以前遇到的困难，不再难以逾越。拐过陡峭的山路绕到山后，前边已经是一片坦途。
女儿的故事似乎说明，如果困难是一座山，如果这座山无法靠个人努力就可以被征服，那么，也许不一定非要攀过去，拐个弯一样可以到达山那边，沿途的风光也不一定比山上差。？
遇到困难拐个弯，有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枕读易经
以前说过，好书得躺着受用。但枕上读书多半囫囵吞枣，就像吃饭，躺在床上进餐肯定消化不良。如若指望知书达理，就得在书桌前正襟危坐，要不怎么教室里没有床都是桌椅？孔老夫子肯定知道躺着念书不长学问。
好在家里有床，也就养成了枕读的习惯。
大约十几年前，中国大陆突然兴起一股易经热，朋友见面时兴说两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类的专业术语。我怕挤热闹，如街上遇有好事者打架，别人围一圈时绝不掺和，等看热闹的走了才凑过来瞧瞧。读易经也是这么回事——别人热读的时候旁观，待大家热劲散了，才在一位小友的诱惑下，找来一两本书扫盲。
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原著，乃台湾学者南怀谨老先生讲授易经的大作——为的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南先生说易经是不宜读懂的，若是算出今天出门得摔死，多没意思？我想，南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说人生得有点悬念，好比摸麻将牌：为什么多少英雄好汉痴心恋战，万里长城永不倒？过去我总是纳闷那玩意有什么意思，直到上了一回牌桌——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才知原来变化无穷，乐在其中：赢的不舍，输的也不舍——摸牌永远让人存着希望，没准下一张正是你想要的啊！后来我就明白那玩意有多大魅力了，趁着还没怎么会，赶紧金盆洗手，否则绝对上瘾！
打牌的乐趣就在于总有希望，如果早早知道一手牌都是什么货色，就是“天和”“地和”可能也没什么劲了。人活着也是一样，一百岁三万来天，就像打几百圈牌，一日日地过下去，天天都有悬念，今日没意思，明日天降馅饼也没准，就这样明日复明日地盼下去，等着也许有、也许没有的那张好牌，不就把个平庸的日子活出希望、活出滋味来了吗？
打麻将时，每一局摸牌总要找个地方下手，于是得掷色子。用易经测算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