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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失城-第4部分

小说: 失城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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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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