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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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