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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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狗仔，常常因为地形不熟而陷入绝望，虚构是他们的强项，而匿名是北京的绝招。那些把庆云楼安到窦唯名下的笨蛋，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三里屯北街的一个巷子里，藏着窦的妹妹的朋友的小店，这大约是这位平民音乐家唯一跟“产业”发生的曲折联系吧。没有招牌，也不开门，就是木头、花、对联，就是你刚刚路过的民房。里面其实是做发型的，两张椅子，一个客厅。客厅是沙发和清净的灯、几、音乐，一些人显然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发呆，另一些，小声地说着废话……再要不就去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碰碰运气？肯定不会被打，因为那条街上的黄灯笼下面，是个教古琴的地方，看在琴的份上，狗仔也是安全的。可是一共就两张桌子，两壶茶，一些字画，几个闲人，你脸上写着什么，谁都看得见。我们管那里叫“琴茶”，除了窦，还有各种不大在江湖上混的人在那里打发光阴。一间屋子是琴，一间屋子是茶，一个院子是天和树，所谓大隐隐于市，他不怕骚扰。
还有“非话廊”。从三里屯北街的某路口开始拐三个弯，在国际青年旅社附近推开没有任何标志的沉默的窄门，就到了。那路口的标志，则由另一酒吧的“Cross”招牌指引。因为股东有王朔一份，现在，它已经被称为“王吧”——这和藏酷要读zangku而不是cangku一样，可以用来检验一个人的时尚指数。装修又是艾未未的设计，冷、直、厚、硬，让人想起他家的超级水泥地。电子乐在一些几乎搬不动的椅子和原木桌之间来回地撞着，也撞上影视音乐文学各圈的名人——当然不是那些地下人士，也不是出没在“豹豪”之类酒吧的小偶像，是另一些。二楼只有一处空间，可供十数人坐卧，很不舒服地开会，或很暧昧地娱乐。
70 没有招牌的酒吧（2）
还有Suzie Wong，名声直追台北鸦片馆和上海官邸的老店，原因大约是奢侈风正在流行。就在朝阳公园西门街上一个没有名字的大门里、楼梯上，一家叫做Q的美式酒吧旁边，聚集了方圆几公里最浓烈的糜烂和绚丽。它的名字来自一部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旧电影，它的装修也一样，挂着、铺着、摆放着罗帐锦衾和大烟榻——唉，苏西 · 黄著名的烟榻，在楼梯拐弯处，上面坐卧着早来的乖巧美女和得意男子，没有烟枪，却已经昏昏欲睡。再上一层楼，可以围坐的沙发才真正让人缠绵不去。听着80年代风格的流行歌和电子乐，喝着巨贵并且有着可笑名称的酒水，北京最时髦的演艺名人和最郁闷的暴发户各自扎堆而坐，他们宁肯就此长睡不醒，迈入世界尽头，性感而庸俗地消散在时间里。
你知道，游魂已经不需要招牌的指引，三千万人，我们悄然游走其间；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夜生活的恬园。
71 会馆百年前的北漂据点（1）
The Regional Clubs：
The Launching Pads for
New Arrivals
现在北京还存有不多的老会馆，它们零星地分布在南城的大街和胡同里。如你从它的门前经过，一眼看去，除了破旧不堪外，感觉上全无特点。但是，外表的破落并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其实，在北京保留下来的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北京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每座会馆都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诉。
每当闲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宁静的夜晚走进胡同后，去寻找一家会馆，然后静静的站在它的门前，审视它，并努力地读懂它。看着那墙皮剥落的墙壁，望着那干裂沧桑的大门，想着那曾经的过去。
说起各地方开始在北京设立会馆，应该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国安邦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扰，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随着社会不断的向前，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会馆的重要作用，在京纷纷捐资设立。有一省一馆的，有一府一馆的，也有一县一馆的，有老馆、新馆同在的，还有东馆、西馆并存的。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
会馆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著名人士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成立“强学会”（会址在安徽会馆内），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光绪下决心变法后，召见谭嗣同，赏其四品卿衔，命其为军机章京。但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败。后党的爪牙在南海会馆捕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浏阳会馆捕走了一代志士谭嗣同。并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一同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会馆逐渐衰败了，以致到了今天，除少数会馆还保存得不错外，其他大多已经成为居民大杂院，又因北京的城市改造建设和长时间的无人有计划地进行合理的维修，使会馆院内的建筑显得更加的破落。就是这样，现在也没多少家可寻了。能够保留下来的这几家会馆，大多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价值，并和近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建筑。它们是中山会馆、湖广会馆、湖南会馆、正乙祠、歙县会馆、顺德会馆、宣城会馆、南海会馆、浏阳会馆、绍兴会馆、安徽会馆、泾县会馆、蒲阳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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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会馆百年前的北漂据点（2）
赵宝成摄影
沈帆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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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北漂族理想与现实的候鸟（1）
The Squatters
Their Drearns and the Reality
文李师江
图廖伟棠·何经泰
北漂族，北京漂流一族的简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京打工的流动人员，当然它一般不指向苦力民工。“北漂族”——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名牌职业装以及令人艳羡的薪水，都是城市白领北漂族的显著标签。这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我理解的应该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它的漂应该有几个意思：从外地漂过来的，并没有在北京定居的，另外心态和生活方式上也有漂泊者的特点。但是比如说科技群落的北漂族，聚集在中关村一带，他们的特征是相对固定的，漂的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从狭义上来理解，我要阐述的是属于文化民工的群落。
在上世纪###十年代，有一伙相当著名的圆明园艺术村的北漂族，颇能代表当初北漂者的特征。说是艺术村是往好听说，其实就是租工棚式民房，比较简陋省钱。这个群落构成比较复杂，有搞绘画的、写作的、音乐的等等，艺术青年居多。有艺术理想，无固定收入，有着村落式的互相蹭饭和自发帮助的生活方式。后来我看过一些在艺术村里待过的人的文章，生活相当潦倒但有清贫乐道的倾向，大多数人待一段时间就待不下去，打道回府了，因为传说的永远比真实经历的要浪漫得多。而“圆明园艺术村”这个颇为哗众取宠的词颇能代表当时的文化和时代特色：计划经济，艺术至上，每个青年存在梦想，但不知道如何与市场接轨，只觉得在这个颇有历史渊源的地方待下来，总会有上帝来解救的。在圆明园艺术村待过的人也就跟镀了金一样，证明你是个艺术家——追求徒有虚名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一个目标。“圆明园”，代表历史氛围、艺术、没落、潦倒、无人问津，一个时代的烙印。
后来由于城市规划等原因，这些人作鸟兽散，北京通县有个画家村也可以算是对那个地方的延续吧。而市场经济后，北京文化北漂族由精神追求转化为更务实的态度，也体现了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文化市场的特征。有代表性的，大概属于演艺圈、摇滚青年、文学民工等，在追求经济和生存基础上，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改变。
没有经过统计，但已经浮出水面的艺人，与散落在民间的地下艺人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混出头的都是幸运儿。我的朋友某君是搞音乐的，唱功不差，在北京混了七八个年头了，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原先花了十万块钱买歌，包括宣传什么的，一点水花也不起。现在年纪大了，也没什么劲儿，靠在酒吧唱歌维持生活。而这两年酒吧的行情也不如以前，比如以前客人给歌手小费，现在基本不给。隔一天唱一天，每天收入才两百元，一个月也就三千来块。这是很多地下歌手的道路。在那些廉价的四合院里，不知道待着多少歌手、乐队、演员等，一般靠在下等场所表演维持生活，而终于混出头的人少之又少。
摇滚青年的演出机会更少一些，他们是艺人中还保持着最旺盛的艺术理想的群落，最好的地下摇滚乐队一般也只有在艺术酒吧演出，生存是一大挑战，也是北京的摇滚乐队多如牛毛，但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