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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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9）
克拉克大学同学（左起：张道宏、李济、汪心渠、徐志摩）
　　１９２０年元月，李济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内容包括“个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人口的质的演变”和“素质的改善”三个部分。他仍旧在牧场上从容“啃青”，咀嚼了大量的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学校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几乎全是堆放人类学的书籍。美国人类学的先驱弗·博阿士（Franz　Boaz）曾在此教书。尽管人类学并未盛行，学校也没有开人类学的课，但这门学问已显示出朝阳般的前景。“啃青”的李济，意外地嚼出了一种新学科的滋味。１９２０年６月，他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其时，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与捐资人克拉克在办学方向上发生分歧，后者认为霍尔过于强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未对本科教学同等关心。分歧造成克拉克资金政策摇摆不定，给了芝加哥大学“挖人”的可乘之机，许多教师悄然离去。霍尔知道后伤心地说：“克拉克大学成了牧马场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教员完全被倾巢而出、移植到一块具有充裕资金的土壤了。”这也许是促成李济萌发转学念头的另一个原因。他去见赋闲的校长霍尔，老校长积极支持他改学人类学，语重心长地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在得到克拉克大学两个学位后，李济又信心十足地改弦易辙。若干年后，谈起当初的选择，李济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第四节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１９２０年暑假一过，李济将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室友徐志摩则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同船赴美，同室一年，分别后彼此都有些思念。从公开发表的１９２０年暑假后徐志摩致李济的九封信，大致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每封信徐志摩都爱说笑话，足显敏感好动的天性。他内心情绪炽烈，如对《新青年》团体的向往，研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心激动，对国内派出的官方考察团的嘲讽和对留学风气的不满等等。他对李济甚为欣赏，对其改学人类学，表示“绝对赞成”，他写道：“子由心理而社会，由社会而人种，变虽速而径不拐，我绝对赞成。……老兄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岂复能毁天以殉人乎。教育家言‘自动’，彼此体会此意上达可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９８页。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１９２０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Lowell）。学校在前任校长艾利欧（Elliot）的推动下，实现了现代化改革，创办了研究院。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６页。到校报名注册时，李济发现自己是最早到校的研究生，也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学生。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0）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１５０１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１９世纪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１９世纪后，许多欧洲学者开始对考古发现的化石遗骨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有不少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呈现。人类学也开始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李济曾在一份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到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来美国（１９１８）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１９１９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边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种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页。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当年他初到美国，曾专门调阅了美国国会１９世纪末的卷宗，里面正式记录着当年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的脑容量比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杨振宁留美的时间比李济晚了二十多年，足见当年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更甚，因此，李济的“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想法，显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哈佛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所设在皮博迪博物馆。李济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遂如饥似渴地*各种知识养分：狄克森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年轻讲师虎藤（E．A．Hooton）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的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哈佛第一年，他掌握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并开始形成博士论文的大致思路。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随即开始做人体测量学调查。他在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中收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测量了一百一十一人。他将所获得的数据，加上当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指导老师虎藤赞赏道：“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李济心里清楚，那是导师的鼓励，“用那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做了”，况且“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　。。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1）
这年暑假，虎藤得知李济无别的安排后，邀请他每天来皮博迪博物馆打半天工，交给他处理一批埃及人头骨：开箱、洗刷、整理这些头骨，按钟点付费。李济在和这五百个埃及人头骨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大半个暑假。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砺，对其日后进行生体测量和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都有直接帮助。
　　20世纪20年代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１年夏至１９２２年夏，是李济在哈佛研究院的最后一年。英国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的到来，再次鼓起李济对心理学的兴趣。麦教授也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李济已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只答应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即现代所谓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三个月成熟，即可*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实验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李的材料作过讨论。究竟先生把他指导的这位研究生的实验记录应用到了什么程度，已难以查清。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许倬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追寻具有锲而不舍的热诚，又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就构成了做学问最根本的条件；而李济之先生在这方面是过人一等的。”
　　这次心理学实验，算是在哈佛的一段插曲，第二、三年，李济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准备论文。他打算运用文化人类学“萨姆纳（J．B．Sumner）派”关于“我群”和“你群”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汉与夷狄的关系。当时，哈佛大学对“汉学”少有问津，有关中国的典籍极不完备。李济经过一番搜寻，终于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收录了中国各地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他像“猫冬”的牛羊，吃了一季的干草，终于发现了一片明媚的新草地，连续数月都在那里忘情地“啃青”。他从散乱的资料中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厘清；他还从史籍中宗谱记录所载的中国人姓氏，归纳出十大姓氏的地望和源流；最后形成一个题目——“我群的演变”Evolution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