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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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李庄长江边上一个小旅馆里，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有过一番讨论，其中涉及写传的情感向度问题，他知道我与李光谟关系亲近，也因此得到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他善意地提醒我手中的笔不要对传主有太多的倾斜甚至溢美。其实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传主李济惯常的主张就是“不讲情面”，“直道而行”。
……
几年过去了，《李济传》终于呈现为如下的文本。
前尘俯仰，展卷泫然。我虽殚精竭虑，然才疏学浅，仍恐力不从心。其庶几乎不玷污先生，贻误后人？
岱峻
2008年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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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１８９６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成。人类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多名运动员第一次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法国人贝克勒尔意外地发现了原子自然衰变的放射现象；美国人亨利·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油机车；英国在６月２日进行了一项“无线电”试验，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发明的十四点四公里的无线通讯大获成功……
这一年，中国叫光绪二十二年，正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语）。也在６月２日那一天，大清帝国特使李鸿章秘密出使俄国，清政府在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尝够东洋枪西洋炮之后，开始改变“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一份《*》将于次日正式签订，清政府将同意俄国人修筑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以换取与俄国的“结强援”。李鸿章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他担心明天会不会又陷入沙俄一个更大的圈套……
世之天翻地覆，死水微澜中的大清国民却浑然不知。
６月２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一户读书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李顺井”。当日，天空未呈异象，尽管此地向称人杰地灵。钟祥旧名“南郡”，据《宋史·符瑞志》载，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威凤”乃吉祥之物，只现身太平盛世。县城背倚樠木山，面临汉江，名胜古迹兰台、阳春台、白雪楼、子胥台，星罗棋布。“阳春台”即雅文化“阳春白雪”之典出，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似乎象征着新生儿“李顺井”一生的宿命。
今日钟祥，全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显陵和气势恢弘的明代建筑群。（图片采自湖北省政府网）
父亲李权号“郢客”，虽饱读诗书，但只是守着本分，敷衍着平淡的日子。成名后的李顺井（李济）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页。李权与涂氏结婚时还都是十六岁的少年人。年轻的李权，开馆课徒，教书维生。十三年后李顺井出生，夫妇俩可谓中年得子。李权为儿子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向我讲过钟祥老家的旧事。他说：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１９３９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１９４９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访谈时所谓的旧居，近年已拆。位于郢中镇的李氏宗祠已了无痕迹。沧海桑田，如今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故宅旧址那口双眼井近旁的小学里，诵读的童声混杂在喧嚣的市声中，“阳春白雪”已然“下里巴人”。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2）
回忆父亲，李济的言词间充满敬意：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９０７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3）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１９０８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１９０２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