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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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京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他也欣然同意。
１月３０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平（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教授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大公报》，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１日。分会选出胡适、成平、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２月１日的执委会上，选举了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胡、李二人又被选为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4）
２月４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4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两封控诉书等内容。控诉书痛诉*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
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平等才去视察了反省院及三处地方，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并未有任何暗示。２月１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温和，也只谈到上述两点资料出处：《*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５页。。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再决定是否公布；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承担罪名。这岂非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１９３３年２月４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８０—５８１页。。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５８１—５８２页。。
这次风波中，胡适与上海同盟总部思考问题的方式泾渭分明。上海的朋友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胡适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
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平、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信的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４日、５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１８０页。。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平、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平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３月４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等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在３月２８日也停止了活动。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5）
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李济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那封信中采取了何种立场态度，至今未见到任何直接的材料。但从蔡、林二位在２月１３日致胡的信中可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于新雅酒楼午餐后，李济与杨杏佛、鲁迅合影。（李光谟提供）
以证实，他们二人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成、李、陈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应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１９３３年２月，李济随史语所迁往上海（次年又迁南京），他已不可能参加北平分会的活动，但他和胡适都是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人在上海，总部也在上海。他在２月２４日参加杨杏佛、鲁迅等一次在新雅酒店的宴请，或许与这桩事多少有些联系？从２月５日开始，北平分会与上海总部的“战争”已进行了近二十天整，鲁迅早已披坚执锐冲锋上阵。于是，那次酒宴在李济记忆中多半别有滋味？可惜他没写下只言片语。
同盟上海总部被解散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被刺以后的事。此间史语所已落脚上海，也无迹象表明李济与总部有更多的联系。看来，他选择了退避。
第三节轻轻的我走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济留学美国时的挚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去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机毁人亡，徐志摩不幸罹难，时年三十六岁。
朋友闻讯，异常震动，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胡适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发表了《追悼志摩》一文，文章写道：“……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２０日晚，赵元任剪下《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贴在日记里，加上注：“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其时，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已由赵元任谱曲成歌，成为“绝唱”。学界领袖蔡元培的挽联题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闻一多没有反应，学生臧克家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保持沉默的还有与徐志摩一起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李济。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与徐志摩同乘“南京号”客轮，到旧金山。又一同去到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李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回国后，两人时有往来。据徐的表弟蒋复璁回忆，在一次新月社的聚会上，李济应志摩之邀演奏了一首七弦琴曲《捣衣》，蒋和陆小曼各唱了一段昆曲。后来，徐在接手主编《晨报》副刊时，他邀请四十位“名人”写稿的计划中，包括了“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6）
１９２８年底，李济应弗利尔艺术馆之邀到美国商谈工作，从欧洲经印度返国时，曾再次和徐志摩乘轮遨游，回国后又同车北上。这年１２月１３日，徐志摩自北平寄给上海的陆小曼的信中提到，“……星期六在车上又逢着了李济之大头先生，可算是欢喜冤家，到处都是不期之会。……”
李济最后见到徐，大约是在他遇难前五个月，他俩曾在北平的公园中玩了一个晚上。两人各诗人徐志摩。
自的领域和熟人圈大不同，想必谈话的内容相当宽泛。
徐志摩逝世时，李济正忙得焦头烂额。彼时，城子崖正在作第二次发掘，殷墟第五次发掘又已经开始，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宣泄哀伤，但对友人的早逝，言谈中常流露十分惋惜的神情。他在怀念丁文江时说道：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李济：《怀丁在君》，原载《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页。“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也是李济对青年时的同窗好友的基本认同。
住在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李济，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此间，一个叫杨季徵的女大学生与他颇有些来往。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杨刚”。李光谟写道：他一生极少介入政治团体活动，究竟为什么会参加“同盟”的活动而且担任了负责职务呢？除了前述杨杏佛的影响外，还有一种估计说，可能与受一位同乡朋友杨缤女士（即后来《大公报》的记者杨刚）的鼓动有关。
根据近年看到的一些材料（例如萧乾先生的忆旧文字），杨刚（即杨缤）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就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派女性。她跟李济的接触谈话，据亲友的回忆，是颇有几次的，当然谈话内容并不清楚。估计李济很有可能把她的来访交谈当作是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还可能把他自己在杨铨影响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那段经过也与此联系在一起。这个“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