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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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着他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兴，虽然这次发掘中间发生种种阻梗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计划进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数量上及意义上，竟超过前两次的发掘。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现，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李先生并且特意地指出这次从殷墟层所得的着色陶片，他说：‘据小屯有经验的工人说，挖掘三十年来，从未遇着这样的陶片。’”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３期，１９３１年。
那块彩陶片给了李济重要的启示。他在随后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上的《小屯与仰韶》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文化要早于小屯若干世纪，两者无一脉相承关系，如果说有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房叔侄的关系。——他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始终耿耿于怀。那具人体俯身葬骨架也给了李济很多启示，他曾在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学作学术演讲中特别举了“俯身葬”的例子，在其后主编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还发表《俯身葬》一文。文章谈到，从当时的资讯信息所知，世界其他地区尚无俯身葬的发现，李济的结论是：俯身葬为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习惯。与殷墟文化相距不远；此种葬法从殷都由此迁移后仍继续一段时间，但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前已改为仰身葬；可以认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那块“大龟四版”让董作宾痴迷了好久，通过整理研究，１９３１年６月他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济在一篇总结前三次发掘成果的文章中写道：“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就全世界文化来看，这是极可注意的事。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我们新近讨论殷末铜器和西方的关系，就形式上看，和青铜期第四纪的器物极相近似。”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李济作为考古学家的不同凡响，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傅斯年语）
二、 “拉锯战”与“儒莲奖”
安阳并非一座孤岛，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在中国也只是开端。不但河南方面有责难，就连学界也有微词。南京《史学杂志》就曾发表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的《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质询史语所田野发掘的正当性。针对柳文，傅斯年在致该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逐一辩白。他回答李济携带文物回北平的原因时说：“其后军事繁兴，安阳土匪四起，李济之先生在章河桥被炸五小时前携数骨类陶类来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断，更以便北平专门学者之参与研究。此本研究中必有之处置，为一切文化国家之通例。果因而误会，来函声询，自可充分解答。”至于何日章的地方自主发掘纯属闹剧：何日章突于十月初旬到安阳，布告禁止吾等工作，由彼之妻舅警察学校毕业轩君率领“发掘”，无方法，无问题，公然声言是来找宝贝的。……经长时之接洽，始得与河南省政府作五条之约定。乃斯年一去开封，何君又设术推翻此案，更派其警官妻舅前往大掘。此真殷墟之悲剧矣！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5）
若何君果能组成一个像样的发掘团，吾等本可奉让。无如何氏中仅有一位号称古学家之关君，从未一履安阳工作之场。率其事者，乃其警官妻舅。无照像专人，仅雇一照像馆员学我等工作时照像，而不知其何谓。遇一墓葬，见头取头，见脚取脚，积而成之，不知谁为谁之头。其葬式之记载，更无论矣！陶片则一往弃置。见吾等收之，偶效吾等保留若干。若地墓问题，更不知何解矣。又专以市场价值为价值。彼等初次到安阳，经介绍到吾等工作地参观三日，不言何为。见一白瓦片，大喜，谓若置开封，可值九十余元。近督责工作，亦以谁能找到出宝的地方，则分半价奖之为言。此真太不成事体矣！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４—６６页。１９２９年秋第三次殷墟发掘。后排左起：□□□、□□□、董光忠（美国人）、李济、董作宾。（李光谟提供）
何日章有了倚仗，更加理直气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著有一本《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大造舆论。他向河南省政府呈递报告，要求假河南图书馆暨民族博物院之名自行发掘，谢绝中研院考古组的发掘，令安阳县长协助办理。其引证的法律依据是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其他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并严定管理规则，俾免散失。”及第六条：“各省县政府为保存辖境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何日章敢于与“中央”唱对台戏，根子在有河南地方政府的指使，而国民党政权也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全国地下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研院调整策略，１１月４日致电河南：“院掘安阳古物，全为研究发扬吾国文化，俟结束后，当分陈中央及省博物院。”
１９３０年春天，第四次殷墟发掘刚着手准备，何日章已抢先一步在小屯挖掘。３月９日，王湘函李济，“轩仲湘在四盘磨挖掘，与地主郑有冲突，小屯村张学献和各地主，亦趁势追轩贴偿地价……”所档：考１—１—４２。轩仲湘，何日章派的人。３月１０日，李济、傅斯年致电蔡元培、杨杏佛，“何日章趁火打劫，乞院电豫省府严重质问，前约何以自定自翻，并请国府严令豫省须即停工，查办何氏。”所档：元１４１—２５。４月８日，王湘函李济，“轩（轩仲湘）忽又来彰，并出价收买知道什么地方出东西的人，如此，小屯人怎能不受他的引诱？”所档：考１—１—５０。干扰再三，史语所殷墟发掘被迫中止。
安阳发掘虽然暂停，其产生的影响却日益彰显。１９３１年２月下旬，李济在南京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并做了几场题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在中央电台播讲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年来之考古工作”的专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观展，舆论为之轰动。考古发掘的成绩还改写了历史，学术界开始承认殷商时代为“信史”。中小学的多种历史教科书当时全国并无统编教材。也都把中国上古史部分做了相应改写。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6）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学术的新进展十分关注。１９３２年，他看到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当年的一千五百法郎奖金的儒莲儒莲，或译作于里安，法国语言学家（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奖赠与史语所。“儒莲奖”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的名字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３月，伯希和致函蔡元培，他写道：“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史语所获奖的意义，显示了以李济为首的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艰辛努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蔡元培在复函中表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稍有发见，竟承嘉许，为提出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得领于里安奖金，深感先生提倡盛意。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国以水灾及兵事之影响，经济困难，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积极进行，安阳发掘，亦继续工作，敬希勿念。”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卷１１·书信·中），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７３９—７４０页。
三、 分手弗利尔
殷墟考古发掘暂停，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趁机“就坡下驴”。
此前，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按照史语所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方式，经费的一大部分都由后者提供。但弗利尔艺术馆的主要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大相径庭；毕士博对李济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坚持的“以我为主”的原则也颇为恼怒。
据李光谟讲述：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傅斯年后来跟弗利尔干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拆台了。为什么李济有一阵子要去山东城子崖呢？是１９２９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东作了一年。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不承认，说当初的合作协议没有山东，他并非不愿意，只是想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傅斯年当然不干，来回打笔仗，他对美国人一点不客气，只是语气还顾全国体，不算太伤人，但提的条件很苛刻。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３０年春，弗利尔艺术馆作出了终止合作的暗示。同年６月，李济主动提出辞去弗利尔艺术馆驻中国考古发掘队的职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李济写信给毕士博，就双方在安阳发掘时期的合作中所发生的不愉快和误会作了详细说明，驳斥了对方的不实之词，并应允在年内送去最后一份英文报告所档：考２１—２—１４。。当年１０月，李济按合同约定，交齐了给弗利尔艺术馆的全部英文报告，其中有《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存性质的初步考察》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of the YinShang Site at Hsiaotuntsun， Anyang， Honan打印件（共１１页，附刘屿霞所摄地图１幅及计划，另照片１幅、插图７幅）。《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殷墟发掘报告》Report on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Exc*ation at YinHsu打印件（共１３０页，照片及图版３０幅）。等。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7）
在一个弱国穷国从事考古，既希望得到国外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又要维护民族自尊，有时真是进退维谷。李光谟说：比如粘铜器陶器的虫胶，长条，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味特别好闻。那种东西要从美国进来，成桶地买。出土的陶片没那个东西，就粘不起来。就为这个还要给他们（弗利尔）造预算，多一点都不行。
最初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