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光绪不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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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废除了光绪的全部维新政策，大清又按老一套运转起来。慈禧接着选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即皇储，要以他代替光绪。此事因洋人与地方重臣的激烈反对而不得不暂缓。但慈禧对洋人是恨之入骨了。洋人竟敢干涉大清的家事，这是不能容忍的。可是慈禧知道惹不起洋人，不能忍也得暂且忍着。
　　历史的脚步已走到了二十世纪的大门口，大清已经无法再按老一套继续运转了。1897年的曹州教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蓬勃发展和拼死排外让列强们坐卧不安，洋人于是不断的威逼清廷*义和团。慈禧在*还是安抚之间摇摆不定，义和团遂进了北京，而洋人以保护使馆为名，向北京派兵，形势紧张至极。这时大清的外交环节出了秕露，不知什么人伪造了一封列强的照会，照会上措辞严厉，除要求慈禧立刻还政于光绪外，还有另外严重干涉大清内政的三项内容，并称清廷若加拒绝的话，就要武力干涉。
　　慈禧大怒如狂，她此刻的表现竟然像一个迷信而疯狂的老太太，竟然想靠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术铲除洋人，她同意了载漪等人招安义和团的建议，命载漪率领团民攻打列强的公使馆。
　　攻打公使馆，惹来了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慈禧仓皇西逃，这就是庚子事变。慈禧无奈下又和洋人议和，大把的银子赔了出去，又将主张用团民灭洋的载漪等人杀的杀、贬的贬，　这才将洋人安抚下来，同意退出北京。但慈禧此刻也不得不考虑革新政治、强国富民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老大帝国按老一套实在是走动了。
　　慈禧不得已下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开始了与光绪的变法差相仿佛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清末新政”。新政给晚清年间带来了新气象，华北、两江、两湖一带的工厂、矿山、学校不断建立，新式的军队也在天津、武汉等地不断发展，留学生们一批一批的前往日本、欧洲学习。西洋之风通过各种渠道吹进了国门，于是，大清子民中有人开始苏醒，对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制度提出了疑问，当然，他们只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以及留学海外的学生。
　　大量的青年学子留学海外，给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输送了人才。1905年，以黄兴领导的留学生组织“华兴会”为主体，孙文黄兴携手，创建了“同盟会”。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之间不断传播，与此同时，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抬头。
　　1904年，俄罗斯与日本为争夺远东的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战，经过血腥的厮杀，日本战胜了。俄罗斯除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让给日本外，还将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庞大的俄罗斯，逼得它割让土地，这在大清朝野看来近乎奇迹的事，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日本是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国家，而俄罗斯乃是君主专制，所以日本打败俄罗斯，证明了君主立宪的极端重要和绝对正确。清廷为发现了这一条奥秘亢奋不已，当即决定，派五大臣出是东洋西洋，考察东西两洋的宪政。
　　考察回国，五大臣之一的载泽给朝廷上奏折，称立宪有三大好处：一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皇图永固；二或列强尊重，外患减轻；三依法治国，使革命党失去了革命的理由，故可弥内乱。

第二章　近代史进程的十字路口（3）
在袁世凯、端方等重臣的推动下，慈禧终于下定了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一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上谕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及时仿行立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百年有道之本；第二，因目前百废待兴，民智未开，故需改革官制以除积弊，振兴教育以启民智，理财备武，以资立宪之基；第三，待预备工作初具规模，再妥议正式立宪之期。
　　预备立宪的上谕引起了举国欢腾，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书局报馆高挂龙旗庆贺，各地的官府、士绅、学界召开庆祝会，敲锣打鼓，张灯结彩，为专制制度的即将结束而欣喜若狂。在北京，各学堂的一万多名学子相互联络，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以几千年相沿的专制政体，不用人民请求，不需要流血，便有转为*政体的可能，虽然目前只是预备阶段，但也是数千年来的奇迹了，因此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二． 立宪与地方自治
　　“立宪”这个概念来自于古希腊、罗马，是一种国家的管理模式。该模式由国家制定宪法，实行议会制度，并以选举作为主要的*形式。立宪又分为君主立宪和*立宪，君主立宪又称“虚君共和”，是在保留君主制度的前提下，颁布宪法，树立人*权、限制君主权力、在事实上，它可以看作共和政体的一种，其与*立宪不同的是国家元首仍是君主，并且，君主是终身制的。不过，清廷当时要实行的可不是虚君共和，而是类似于“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制度，这种制度下，君主仍拥有实权，内阁作为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是行使立法权的机构，但君主对议会的决议有否决权。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国内对立宪熟悉了解的没有多少人，满清皇室、大臣对所谓的立宪，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四万万草民更不知立宪为何物，知识阶层中，大部分人也只知立宪之后，人民的权利将大大增加，君主“朕即法律”那一套行不通了，君主也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更进一步的，就不知其祥了。
　　鉴于这种情况，绅士阶层的精英人物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联络了江浙一带的绅商士人一百多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方面向民众宣传立宪知识，一方面督催清廷尽快立宪。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清廷的立宪也是欢呼颂扬，通过各种途径为立宪大造舆论，期盼立宪成功，他们将原来的保皇党改成了“帝国宪政公会”，想有朝一日回到国内，以政党身分参与政治活动。
　　大清当时的立宪，还伴有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对士绅极为有利，因此获得了士绅阶层的大力支持。慈禧的新政时期，士绅们或投资工商业变成了资产阶级，或办学校、办刊物杂志，成为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或者与会党联合，成为地方大豪。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都立足于皇、绅共治的基础，皇权是大旗，高高在上，而在农村的乡土上，在皇权没有触及的角角落落，则是士绅们的天下，不过地方官也经常和士绅发生矛盾，限制士绅的权利。如今实行地方自治，绅士阶层可以名正言顺的获得权力，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在支持立宪的同时，也不遗余力的支持地方自治。

第二章　近代史进程的十字路口（4）
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立宪、关于地方自治的讨论热烈至极，几乎一边倒的都是赞颂之词，反对意见寥寥。讨论之际，代议制、选举制　、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这些名词概念渐渐的为知识分子所熟知，基于这些概念的理论学说四处传播，使得晚清暗淡的天宇上红霞阵阵，一时风景如画。
　　三． 慈禧对立宪的态度
　　慈禧对国体问题并不懂，她也不怎么关心这个，她关心的是手中的权力不能丢，大清的基业不能丢，如果能满足她这两个条件，那她就支持立宪。
　　当时的中国，各地督抚的权力很大，有兵权、有财权，对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敷衍应付，有些强硬的督抚甚至敢拒绝执行不合自己意图的命令。八国联军进京之前，慈禧发詔请各地派兵勤王，保护京师，很多督抚就不予理睬，有些派了兵的，也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派些战斗力不强的残兵劣兵。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甚至干脆称与洋人宣战的诏令为“矫诏”“乱命”，直接宣称：“此矫命也，粤不奉诏。”对于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慈禧毫无办法，后来还京，也不敢治他们的罪。
　　这些督抚统治下的地区，形同一个个小诸侯国，有些督抚，虽然名义上是大清的官，却不太明白他的治下范围和大清的关系，甲午之战，是中日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后，大清的两广总督衙门却向日本国行文，索要战时被日方拖走的“广丙号”战舰，说此舰系广东所有，甲午之战是北洋水师参与，广东并未参战，不能以广东的军舰作为战利品。
　　基于大清这样的现状，慈禧在载泽、端方、袁世凯等人的力促与解释下，还是很愿意立宪和实行地方自治的。立宪中的“大权统于中央”这一条，很对慈禧的胃口，慈禧可以借这个重振朝廷的权威。而地方自治，给乡绅们自治权，他们的自治必然大大削弱督抚的权力，使得督抚无力与中央对抗。
　　预备立宪在慈禧的赞同下，在重臣能臣如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的支持下，在皇族相对开明的王公如载泽等的推动下，紧锣密鼓的开始实施了。
　　四．中央的资政院与地方的咨议局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
　　1907年8月，上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按此上谕，资政院很快成立。
　　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令各省筹办咨议局，选举议员。将咨议局作为各省地方议院的初级形态。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等事宜作出决议。当然，咨议局还不是一个立法机关，他的决议不是刚性的，不是非执行不可，督抚对自己不满意的决议，可以请咨议局重议，重议的结果如果和督抚的想法还有冲突，则报请资政院裁定。
　　但是各省都不动，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选举”一说，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举，于是只好傻愣愣的相互观望，相互打听“选举”是怎么回事，该怎样操作。
　　在清廷的再三催促下，各省终于开始缓慢的动作了。选民资格的认定，候选人的条件，选举的程序等等，这些东西官与民都不熟悉，因此这个选举活动混乱不堪，也有人趁机作弊，也有督抚不遵清廷所有议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命令，只选举部分议员，也有闹出其它笑话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其进步意义、象征意义，其对民心的震撼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1908年六月，资政院奏称：“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督催清廷尽快选举议员，成立议院。
　　1908年8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共*，对君主及臣民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该法留给君主的权利极多，在当时受到广泛的诟病。但是该法的公布，让“君权神授”变为“君权法授”，也就是说，从此以后，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必须依照法律才能发号司令了，皇帝也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几千年来充当上天之子的皇帝，终于由神变成了人，在人间法律的约束之下，而且，该《大纲》明确规定法律的制定者是今后就要成立的议院。自此，中国政治的进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